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对政府来说，入世给农村和农业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农业管理体制不适应。管理体制薄弱，弱就弱在多头、分散上。

　　一个来华访问的日本农林水产厅代表团，在拜访国家农业有关部门负责人时，提出了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有关农业的国际合作与贸易问题，在中国到底应该找哪个部门才算数？

　　我国农业管理体制，自计划经济时代沿袭而来，从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到进出口的产业链被人为分割，多头管理，交叉重叠，权责不清，效率低下，“警察站岗各管一段”，始终缺乏一个统筹协调的机制。在美国，除五角大楼外，农业部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部。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业部都担当着农业宏观管理的重任，像我国这样多头分散的农业管理体制则十分少见。

　　我国农业管理体制之弊，从横向上看，在于多头分散，缺乏统筹协调的机制；从纵向上看，在于农民组织化程度尚低，缺乏有效对话沟通的机制。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中介机构尚待发育，上下之间缺乏对接的桥梁。政府直接面对千家万户，信息极不对称，必然导致管理成本高、效率低。比如农业结构调整，要把信息通到千家万户，做到示范引导，工作量极大；而如急于求成，凭借行政手段，则风险很大。政府与农民之间对话机制不健全，有时发生利益冲突，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及时解决，而往往诉诸“集体上访”等极端手段，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以反倾销为例，国际上提起反倾销诉讼是靠行业协会出面组织和支持的，一般政府很少直接出面干预。我国加入WTO后，无论是反倾销，还是应诉倾销，都需要组建强有力的行业协会。如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鼓励和支持农民组建合作经济组织和民间行业协会，这是千家万户与国内外市场对接的应急之需，也是长远之计。

　　（据《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