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弗兰肯斯泰因》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中的主人公，一个青年科学家弗兰肯斯泰因，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发现了一个“不经上帝的手”制造新生命的方法，这个新生命在被造出来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很快就不再受它的创造者的约束了，将后者周围的人一个个杀死；科学家和新生命不断相互追逐和疏离，他们的对立无法调和，最终二者全部毁灭；在作者玛丽·雪莱笔下，弗兰肯斯泰因意识到自己应当为这个怪物的全部恶行负责：怪物杀死了两个无辜的孩子后，它的创造者痛心疾首，承认这全是由于他造出了一个“罪恶的作品”。

　　《弗兰肯斯泰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1910年以来，直接或间接改编于此的电影多达十余部。但它的主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文学艺术领域开辟了新视角，更在于表达了现代人类的一种内在冲突：一方面渴望通过自己的创造增进自身的幸福，但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创造出的结果可能无法控制而忧虑。

　　上半年，当人们听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科学家培育出英国第一个人兽胚胎的时候所表现出的那些困惑、惊诧乃至愤怒的情绪，实在是人类近两百年来始终怀有的内心矛盾的再次展现。

　　在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人民迅速形成了正方和反方，在报刊、网络等媒体展开了激烈辩论。正方的理由基本是“幸福论”：人兽胚胎的研究使一些遗传性疾病如阿尔兹海默氏病、帕金森氏病、亨廷顿氏病、囊肿性纤维化和某些运动神经疾病有了治愈的可能性。而反方的理由基本上是“尊严论”：人为地改变人自身的身体结构，是违背自然的举动，使人和动物的界限不再明确，从而极大地挑战了人的尊严。

　　“幸福论”者坚持幸福是人生活的目的本身，而健康更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难道为人类健康谋取福利有何不对吗?正如一个情绪激动的美国网民在《泰晤士报》网站上所说的那样，“我只希望治好我的帕金森氏症!至于怎么做我不管，我只想治好自己的病!”对于这个问题，“尊严论”者们辩驳的思路一般是：个人的幸福不等于人类的幸福，当下的幸福并不等于长远的幸福，只有维持了人类作为整体的幸福和长远的幸福，才能使人类有真正的幸福，而这种真正的幸福只有维护了人自身的尊严方才有可能实现。

　　如果说“幸福论”者对幸福的理解是不全面的甚至是狭隘的话，那么“尊严论”者的反驳则是苍白无力的——所谓“人类的尊严”，如何能证明自己高于个人幸福呢?再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不断发生变动的，为什么就不允许人在自身造成一些变化呢?这样，两种观点实际上陷入了对峙的僵局，双方自说自话，互相指责。

　　其实，二者虽然争论激烈，却共享一个共同的前提：作为人类的产物，当前的科学是能够被理性地作用于和不作用于人类自身的，换句话说，人类和科学在目前的关系还是能够为人类的理性所控制的。只不过一方认为，我们应当支持将科学应用于能增进人类幸福的所有领域，而另一方则认为我们应当(自然也是能够)阻止科学踏入会侵犯人类尊严的领域。这个前提成立吗?

　　自从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去形成近代科学以来，科学就从来没有停止与人类“改造自然”包括“改造自身的自然”的活动的内在联系。尤其是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兴起，资本原则的统治地位的确立，更使得科学与人类的关系更加复杂。一言以蔽之：科学深刻地介入到人类活动本身，而不是仅仅作为静静地摆放在那里、耐心等侯主人的召唤的一件工具了。科学的发生和演进，从不居于实践之外，而是内在于实践的事情。科学已成为构成实践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不再仅仅是其“理论基础”和“智力资源”了。尤其是，科学密切地和政治权力及资本权力纠结在一起，更是这个时代科学的重要特征。难怪乎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人兽胚胎试验本身的另一个、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价值，是其研究结果运用于军事领域的可能性。可以说，我们已经没法认为今天的科学在按照一个“理性构想”演进了，同样也很难说它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演进。

　　在实践领域中科学之与人类其他行动方式紧密勾连在一起，并不能说明科学就能够为人类理性所把握。恰恰相反，实践领域充斥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人类理性不仅无法把握全部实践过程和结果，反倒要受制于后者。这样，那种认为科学完全掌握在人类的手心里，我们能按照自己的设想和要求规划科学的研究与应用界限的想法，实在是痴人说梦。

　　就人兽胚胎一事而言，恐怕无论“幸福论”者还是“尊严论”者，最后都会发现，这件事的未来走向，既不会顺遂人们的热望、简单地向增进人类幸福的方向发展，也不会由于“尊严论”者们的反对而止步不前，而是会出现某些人们无法预料的结果。

　　这样，我们就能更深地体会玛丽·雪莱的忧虑：那个非人的创造物已经造出来并不再受创造者的控制了，再简单讨论它能不能增进人类幸福，这怎么可以？再讨论该不该给它限制一个活动范围，这又怎么可能？

　　但这并非是说，人类在科学面前已没有任何希望了。科学本身的非人性，说到底还是由人自身造成的。现代科学固然无所谓方向，但人类还是应当为科学的回归时刻准备着。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