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天前，苏州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博士段进军刚刚做完了苏州市服务业的最新规划。

　　在这份规划中，苏州将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计划到2010年集聚区的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30％以上。

　　晚上七点半，记者在苏州大学的凌云楼采访了段进军博士。

　　记者：现代服务业是如何进入大家视野的？

　　段进军：当一个城市工业生产总值占到经济总量的50%以上时，服务业对城市的推动作用就开始加强，苏州市目前正是处于这个拐点。

　　全球产业转移规律一般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首先转移的是制造业，然后是服务业，最后才是研发。在日本，这种转移又称“雁形模式”，就像大雁的“人”字形队伍一样，一个个梯队行进。

　　一战、二战的爆发实际上正是发达国家用暴力形式在向被侵略国进行产业转移，而今天这个“平的世界”，加快了产业转移的速度。

　　记者：目前有一些地区提出，要实现从制造到创造的飞跃，您怎么看待这种提法？

　　段进军：我认为，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是实现“制造”到“创造”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是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更是产业转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我们无法实现这种跨越。

　　仅仅说制造业落后是不准确的，因为制造业也有低端和高端之分，现在沿海发达地区需要被替代的，往往是一批低端的制造业，在外包服务的带动下，一些产业可以向高端制造业过渡，再受影响，再提高，最后发展到研发。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绝非简单的“创造”替代“制造”。

　　记者：苏州工业园区目前对于现代服务的培育力度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您觉得是否还存在什么问题？

　　段进军：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制造业所追求的，是降低生产成本，而服务业需要降低的，则是交易成本。但就国内来看，服务业的成长环境，特别是服务业的交易成本相对于制造业来说还属于偏高，这种环境并不利于服务业的成长。

　　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同样是在工业区，制造业的土地价值远远要低于服务业。一般来说，现代服务业的办公楼都建得相当高档，租金也相当“高档”，我们的政府是否可以从培育的角度出发，少收租金甚至不收租金，先把企业做大后从税收中进行补偿。

　　记者：也就是说，培育服务产业实现集聚。

　　段进军：是的，服务业往往表现为一种“流”的形式：科技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而这种流的集聚效应非常明显。在日本，主要的金融中心有四个，东京、名古屋、阪神、北九洲，而现在学者们发现，这种金融流越来越向东京一个城市集聚。

　　记者：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段进军：发展现代服务业并不是说就不需要发展制造业，产业过度的单一同样存在相当的风险。比如说香港，当时转型的时候把所有的制造业全部转移出去，专心打造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中心，这种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碰到经济环境好的时候没问题，可是一旦周边地区出现经济萧条，这个区域会因为找不到服务对象而出现产业空心化，这个地区的经济就非常危险了。

　　记者：也就是说，产业升级并不是不要制造业了，也要注意产业结构的配比是吗？

　　段进军：是的，无论在什么阶段，制造业都是重要的，即使一开始跳过了制造这一环，以后还会反过来补这一课。

　　比如说印度，虽然说印度班加罗尔的外包服务让印度成为全球外包服务的中心，但在一些时候，服务业为印度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还是被夸大了。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就曾经指出：虽然印度的软件与外包产业在国际上取得了成功，但是造成的影响远超过对经济发展的实际贡献。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服务业对人才的强力吸纳造成了所谓的“印度病”——大部分人才流向服务业和发达地区，制造业和落后地区无人可用，甚至连具备初级文化程度的普通工人都极度短缺。印度人引以为傲的信息产业仅仅有100万就业人员，但对于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正是因为看到这点，经过了几年的摸索，印度发出了“挑战中国制造”的口号。制造业不仅能缩短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吸纳就业。重新发展制造业显然是印度的无奈之举，这也再次印证了经济转型的一个规律，从制造到服务再到研发，这是一条无法跨越的必经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