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不久前完成了一份报告——《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研究》。该报告的领衔专家、发改委社会发展所所长杨宜勇透露，此报告已经上报给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保险法》起草小组。

　　这份报告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劳动力的异地流动已相当普遍，但社保的异地转续却相当困难，“划疆而治”被认为是社保领域的“中国特色”。

　　杨宜勇认为，要理解中国社保“怪现状”，必须从中国社保模式的选择和现行的财政体制说起。

　　从国际上看，社保模式一般是两种：完全现收现付(社会统筹)、完全个人账户积累，其中选择任何一种单一模式都不牵扯到社保的转续问题。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选择的是两种模式的结合。

　　也就是说，每个城镇职工的社保费用大部分来自个人所属单位、政府财政支付，小部分来自个人工资抵扣(缴费工资的8%)构成。

　　按道理，一旦发生人口的异地流动，两部分社保缴费都应该转续到人口流入地，但现行社保制度规定，流动就业者须在一个地方工作15年，才能享受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的待遇；就业者如果在一地工作不满15年而“流动”到外地，只能带走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部分，无法享受社会统筹部分的权益。

　　“不难理解，近年来为什么屡次发生农民工参保之后又无奈地退保的事情。”

　　“财政体制是造成社保领域‘划疆而治’的主要原因。”杨宜勇介绍，由于中国长期实行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使社保关系跨地区转移会影响地区的局部利益。转出就是转嫁了责任，转入就意味着承担责任。

　　加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贫困省区经济实力差距过大，各地的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去甚远；尽管国家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但各地还是只愿转出，不愿转入，特别是城市无法接收农村保户转入，发达地区不愿意接收欠发达地区保户转入。

　　“户籍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社保体系‘画地为牢’的格局。”现有社保制度规定，当地户籍应在当地参保。杨宜勇直言，这种社会保险与户籍挂钩的管理办法对于社保关系的转续极为不利。

　　既然由地方政府统筹社保难以协调各地利益，为什么不可以由中央政府组织统筹？“谁统筹谁就要财政兜底，现在的问题是谁都不愿意兜底。再说，如果中央兜底，地方政府没有统筹功能，完全是替别人看钱，它敞开花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