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东大斗山麓，一位体弱多病的姑娘渐渐长大了。

　　姑娘的父母却是体格强健，他们在山坡上建造了三进深的宽朗瓦房。父亲因为认得几个文字，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偏僻山村成了头面人物，高大的堂屋也就成了村人们聚谈出入之所。羸弱的姑娘是这个家庭的独女，备受父母的宠爱，也得到了全村人的呵护。后来，从大山的那一面，一个青年慕名而来，入赘为婿——他们，就是我的母亲和父亲。

　　母亲的前半生，足迹没有离开过大斗山脉一步。直到我上小学二年级，一座大型水利设施在大斗山麓破土动工，才举家外迁，来到甬江之畔一个水乡小村。

　　这次迁徙，对于母亲也不过是一个地理位置的变化，她依然生活在以我外祖父为“名誉家长”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几乎足不出户。因为身体原因，母亲一直没有作为一名社员下农田劳作过。但她熟悉全村人的名字，甚至了解他们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每当村人来访，她就会显得十分热情，只是不多说话。倾听人们说话的时候，母亲病恹恹的脸上像水一样流动起笑容来。

　　母亲走得最远的地方是几十里外的宁波，但那个城市并没有给母亲留下什么印象。那次出行乘的是火车，火车一开，母亲就“天旋地转”了，以致后来只得徒步走回家来。还在床上病了几天，不断地跟我们说：“天旋地转，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知道母亲是严重晕车，以后她就连自行车都不敢搭坐了。

　　母亲对远足的疑惧，来自于浓浓的亲情包裹和依赖。掌上明珠般的少女时代不必去说，婚后的大部分日子也都在父母和丈夫的羽翼之下安度。母亲育有两男三女五个子女，除我远在外地工作，其他四个都近在咫尺，“站在门槛上喊一嗓子，都能听到声音的……”当外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后，子女们的悉心照顾，依然使母亲不必为生计操劳而衣食无忧。最小的女儿出嫁之后，母亲夜里孤寂，刚读小学的外孙女就主动前来陪伴。一张钢丝小床搭在母亲的旧木床旁边，一老一少，唧唧哝哝，一直能说到睡意与月亮一起升上屋顶。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几年以前的那一次医院检查。

　　母亲的一生都被哮喘病所袭扰，最后喉咙发不出声音了，检查出来已是癌症晚期。家里人对她隐瞒了病情，一向善良而纯粹的母亲似乎也不明真相，以为是长年哮喘所致。那次我携妻女回乡，在当地政府规划的公墓区，看下一处风物清朗的墓地，就买了下来，作为将来父母亲的合葬墓。这事是瞒着母亲的，但她后来还是知道了，在我们离开那天，母亲说：“为什么把钱花在那里呢？钱花完了就不能给我看病了。”母亲声音嘶哑，眼睛深深陷在眼眶里，枯槁的身子就像一根穿了衣裳在田间看守稻禾的竹竿。确实，买坟地花去了我带去的所有钱。我就和妻子商量，向姐夫借了两千元，在母亲送我们到村口上车的时候，全部塞到她衣袋里。母亲立即就明白了，轻轻说：“这几天我精神还好，等身体难受起来了，我就去看医生！”

　　母亲一生都在拒绝地理概念上的远行，当生命的远行越来越迫近的时候，更是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强烈的抗斥，直到最后一刻。

　　现在，母亲终于以一种飞升的形式迁徙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她也依然会静静地守望在那个风物清朗的地方，等候她的子女们前去祭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