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为原则不讲情面的‘无情’干部/一位儿子没有工作的‘坏’父亲/一位下班后干零活补贴家用的反贪局长/一位离开时还欠3万元的英雄”，直到现在，这首小诗仍在网上流传。而诗中的主人公已离世两个多月了。

　　金启和，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今年5月2日因肺癌去世。他的离世，震撼人们的心灵，引发人们的思索。日前，省委追授他“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台州市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开展向金启和学习的活动。

　　到去世时，他还欠外甥3万元

　　金启和是个标标准准的“穷官”。

　　当“官”的人有固定收入，总比做小生意的人要好点。钱海彬是家豆腐脑铺的老板，铺子离金启和家只有20米，认识金启和之前，他一直这么认为。

　　和金启和交往了10年后，他知道这种想法并不对：尽管当了27年检察官，金启和不但没余钱，反而欠债3万元。

　　1997年，为儿子将来结婚作准备，金启和在妻子家宅基地上造房子，要花10万元，手上没钱，只好向外甥陶锡春借了5万元。这笔债11年都没还清。

　　自己兄弟姐妹7个，妻子陈珠凤兄弟姐妹也是7个，各种花销可想而知。

　　相形之下，金家的收入却不多：妻子是农村户口，还生着病，一年药费就是几千元；儿子金斌打零工，月收入1000多元，儿媳没工作；老金月收入3000多元。

　　自己的收入刚够维持家用，儿子挣的钱也仅够孙女的花费，只能另想挣钱办法。“妈妈接了点串节日灯的零活，父亲下班回来，吃过饭就和妈妈一起串，一个月能多挣两三百元，11年下来，总算还了2万元。”金斌说道。

　　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的钱海彬，也感受到了金启和的寒酸：

　　10年来，金启和去他那里，一直只买1元钱的豆腐脑，还要拿回家和老伴分吃；金启和经常穿的一件旧夹克衫，当初只花了20元；妻子陈珠凤10多年没添过一件新衣服。

　　到去世时，他还想着回反贪局

　　金启和是个“死心眼”。

　　在人生最后5年，他有过4次选择。

　　第一次在2003年，当时老金52岁，年龄到“杠”，从反贪局长岗位上退了下来，组织上想给他安排个清闲的岗位，但老金却坚决要求留在反贪局。

　　第二次在2007年2月，老金当时咳嗽越来越厉害，同事劝他多注意休息，领导劝他养好病，可是休息10天之后，老金选择在去医院之前把已经接办的5件案子办完。到案子办完的10月29日，医院却检查出他是肺癌晚期。

　　老金病情有了好转。今年年初，检察院双向选择，老金作了第三次选择：留在反贪局。儿子金斌说：“他当时还以为，至少能再活两三年，说不定过段时间又可以干活了。”

　　在去世前两天，老金作了最后一个选择：“我要穿着检察官制服火化。”

　　池贵宁是路桥区检察院反贪局教导员，老金当局长时，他是副局长：“这个行业他熟，他也很喜欢。”家人说，其实老金喜欢的是看到腐败分子落网、老百姓为之欢欣鼓舞的情形。

　　群众利益4个字，在老金心中，分量千钧。路桥区的反贪案件，往往数额不大，但涉及人员较多，几十人是家常便饭，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同事们说，一旦找出犯罪嫌疑人之间利益联系的蛛丝马迹，老金就很高兴。

　　到去世时，他都不肯向人开口

　　金启和走路时，总是昂首挺胸。

　　无欲则刚，他有这个底气，因为他不曾开口求过人。不开口求人，对家人来说，却是近乎无情。

　　1997年，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知道落榜的那天晚上，金斌对父亲说，能不能找找人，给他找个稳定点的工作，家里也能好过一点。“当时他一声不响，第二天一早，他推开我房门，哑着嗓子对我说，不行，你的工作还要你自己想办法。”

　　因为这个决定，金斌吃了11年的苦：找了3个月工作后，才在一家生产塑料粒子的工厂找了个岗位；而后一直东转西转。“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打零工，很辛苦地做事，一个月也只有1000多块钱。”

　　儿子工作他不求人，外甥进牢房他也不求人。林某是他五姐的儿子，几年前犯了点事，求老金说下情。“舅舅当场就翻了脸，说绝对不行。”

　　结果他被路桥区检察院起诉，坐了一年半牢。出狱后，他和金启和3年不来往。

　　在家人的眼中，金启和“无情”得可怕：亲家公想为一位朋友说情，老金一口拒绝；有人不敢上门送礼，在他家门口偷偷放了桂圆干，妻子只好先在家里放着，不料引发了两夫妻一生中唯一一次争吵……

　　同事陈子寿说，老金自己办案时，遇到说情的熟人同样不讲任何情面。“这时，他能当场把说情人骂出办公室，要是这人还带着礼品，他还会随带着‘咣’的一声把礼品扔出去。”

　　金启和的“无情”名声远扬，以至于有些人本来想找人说情，一听说某个案子是他在办，立即摇头说：“找他等于找骂，算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