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可以行使的权力清单，每项权力如何行使，也被要求列出详细清单，以防止弊端。

　　建设局的权力清单上，每项许可和审批权力的背面都有一幅“流程图”。每个步骤所需的材料、时间、经办负责人等信息一应俱全，办事的民众可以据此全程监督行政行为。

　　而除了行政许可和审批权力，行政处罚权力被认为是与民众关系密切、并具有伤害性的权力，一旦运行不当，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

　　富阳市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徐勇军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过大的行政处罚空间，会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不当使用。因此，必须为行政处罚权划定活动范围、列出活动范围清单，为权力戴上笼头，以避免模糊性的规定被不当行使。

　　2007年富阳市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有两家同行业的经营场所，处于相同区域，违法的形式和内容一样，违法时间相隔无几。但在处理过程中，一家同行业的经营场所被警告、罚款2000元；另一家被警告、罚款1.5万元、责令停业整顿。

　　“从法律上分析，这两个处理决定都是对的，但显然执法不公，对当事人造成了合法伤害。”徐勇军说，当事人要么怀疑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要么怀疑执法者的能力。总之，会使执法的公信度遭受严重不良影响。

　　“再从执法人员的角度看，当他个人的权力可以弹性到1万元时，如果职业道德不够高尚，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督不够刚性，则其主动出卖手中权力的几率将大大增加。”徐勇军说。

　　路政大队的自由裁量权同样如此巨大。虽然上级有关部门曾经作过一个内部标准，用于指导办案。但这个标准并非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或行政规章，且是一个不对外公开的内部掌握的文件。也就是说，一旦实际办案不符合这个标准，无论内部监管还是外部监督，都不能以这个标准作为处理执法人员的依据。

　　当然，由于是内部文件，外部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个标准，拿到了也没有效力。

　　富阳市纪委选定了路政大队作为行政处罚“权力清单”的试点单位，试点的权力只有一项：超限车辆处罚。这甚至相当于一个“立法”过程，将法律上的一句话“处3万元以下罚款”细化为一本册子。

　　路政大队大队长凌国伟说，经他们统计，涉及到治理超限这一项权力的法律法规有6件，规范性文件有14件。

　　“我们的法律依据很充分，但对于如何处理超限的规定却相当简单，只有一句话。”凌国伟说，这意味着罚1元到3万元之间的任何数字，都是合法的，全凭执法人员当时的个人判断，甚至情绪、态度。当然，也有可能造成灰色地带。

　　而在细化处罚标准前，由于没有法定的执法标准，即使当事人提出异议，或者行政复议，或者要求召开听证会，都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浙江省内有关超限的行政处罚听证会，在富阳的“权力清单”出台前，尚未发生过。

　　在参考上级部门掌握的“内部标准”，征求了富阳市纪委、杭州市交通局、杭州市公路管理局等机构的意见后，经过五六次论证，《富阳市公路超限运输处罚规定》出炉。规定分8章，对越限运输的认定标准、处罚种类、处罚标准、决定的作出、处罚权限的审批等事项作了详细规定。

　　其中处罚标准在5000元以下的，以500元为一档，最低一档为不罚款、教育放行；5000—8000元之间，以1000元为一档；8000—2.2万元之间，以2000元一档。最高一档为2.5万元以下，共21档。

　　“执法人员只有500元的自由裁量权，相当于按方子抓药。”凌国伟说。更关键的是，这个标准向全社会公开，一旦被处罚对象有疑问，即可藉此规定提出异议。

　　“这可以说给我们套了个紧箍咒，但只有好处。执法人员有了统一的执法尺度，说情的也没法操作了。权力本身就该有边界。”凌国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