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高明的大师，在人才的培养上，总是将“人”放在前，“才”放在后的。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在招博士生前，首先要弟子开出的是三张读过的书单：专业书单审视的是学科知识，相关书单映衬的是基础深浅，而无关的书单则考察着人文视野，他带弟子几十年，鲜明的人文精神，浓浓的人文情怀，从不曾在他的掌心上失落过。

　　无独有偶，作为蜚声中外的机械工程学家杨叔子院士，也要求他的弟子能背出《论语》，学过《老子》。上个世纪90年代，这位“有诗酬岁月，无梦求功名”的院士出任华工校长，把大学讲台变成了文化的“喷泉”，在武汉学界掀起阵阵“人文风暴”。时至今日，烙印依在。所有学生（包括理工科）每年考一次中国语文，不及格的不发毕业证；在校生每年必须拿两个人文学科的学分，否则不能毕业。许多年过去了，大师们的诗礼之教，使人受益匪浅，而留下的翰墨幽香，依然回味无穷。

　　这些大师是深得教育神韵的。在他们眼里，学校不只是知识的殿堂，还应是文化的高地；教育不只是“术”的传输，还应是“道”的塑造。而书就是一座文化的富矿，储藏着大量浓缩的人文因子，是师者造“人”而不是造“器”的沃土。因此，博士就不应仅是“专士”，做专业必须要读好书，要有人的修养，作为师者不仅要引导学生关注自我前途、命运，更要注重提升他们作为社会主体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注重人的情感、伦理、教养和道义的培养，这样的教育才是开放的教育，求实的教育和创造性的教育。

　　我十分欣赏大师们这种仰望星空的教育导向。百年树人，无文不高。浓厚的人文精神，深厚的文化程淀，先人的智慧与情操，那些哲理和穿透，始终是文明的特征，辉煌的支撑，是一切美好的基石。一般来说，知识固然是文化的基础，但有知识并不等于有文化。一个人倘若没有内化的东西作为支撑，纵然有了专业知识或技巧，也难以触摸到它的精髓。而从教育的终极而言，知识的灌输永远逊色于人格的雕凿和人文情怀的培养，逊色于社会适应能力和服务社会责任的品质需要。因为知识落伍了，可以“恶补”，而价值观的失落和人格情趣的落伍，却不能通过“恶补”来“速成”。所以教育更应该注重后者，而相对淡化前者。

　　社会转型之际，我们看到高校与高校之间的人才竞争日趋白热化，可留心这些竞争，多数还停留在浅层次的竞争上，或是“造器”的比拼，或是硬件的张扬。真正倡导“仰望星空”理念的学校少之又少。前些天，秦维宪先生带着某大学师生参观傅雷博物馆，他问同行的5名研究生，傅雷何许人也，结果无一人知道。而对于大学生读书情况的调查又显示，他们每天用在网络上的时间平均是读书时间的3倍，有良好阅读习惯的不足15%。即便如此，所读之书也多是与专业或考试相关的辅导资料。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印证着人文情怀的失落，也从一个侧面显露出一些教育制度设计的缺陷，它使人太专注于“脚下的事情”而令人无暇“仰望星空”，抑或即使有人告诉学生“星空”有多么美，也激不起他们太多的热情。这无疑是教育悲哀！

　　殊不知，文化才是最大的竞争力。温总理曾在《仰望星空》的诗作题词中告诫我们：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其中的深意值得我们反复体味。要仰望星空，需要高雅悠远的文化品格，需要让理想、信仰、责任、热情流淌在自己的血液中，让眼界更为开阔，胸怀更为广博。这就要求师者弘扬人文的风范，既要传课堂课本之道，更要传为人处事之道；既要授课业学业，更要授人生大业；既要解课堂难题之惑，更要解人生价值之惑。只有让美丽的校园吹拂起文化的春风，学子心灵的调色板上才会增添了人文所赠与的无比丰富的色彩，如此人生征途就更加灿烂。在这一点上，两位老先生也是我们学习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