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冬素

　　

　　国外文化产业的发展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对此，浙江大学数字娱乐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杰（思屈）教授开门见山：“浙江文化产业现在要从外延的发展转向内涵的建设上，政府文化产业政策的导向，要从产量的追求转向质量的提升，从追求数量转向提升创意力（Creative Power）、影响力（Influencing Power）和文化资本转换力（Cultural capital transform Power），简称3P。”

　　文化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文化产业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系构成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竞争。李杰说，虽然欧美日诸国在文化产业政策上的重点不尽相同，但对“3P”的重视，是这些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共同取向，这也正是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时需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

　　英国在发展文化产业上强调创意力、文化资本转化力的作用，通过一些产业政策来改善全社会的创意环境，而不是直接对产业进行扶持。英国的文化、传媒与体育部专门设立了创意产业分部，帮助该产业充分挖掘经济潜力，着力提升创意力。

　　美国的文化产业政策偏重文化资本转化力和影响力，其特征是最大限度约束政府权力和最大限度开拓文化生活空间，充分发挥市场的效力，从而产生真正有生命力、影响力的文化产品。李杰认为，美国文化产业的成功就在于其开放性，吸收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形成紧贴科技和经济发展最新趋势的新型产业文化。像“花木兰”这样一个中国文化元素，在美国就成功转化为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文化产品。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产量仅占全球的５%左右，而市场占有率却达到85%，这从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美国文化政策重影响力的成就。我国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我们缺乏一种把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资本的转化力。

　　日本、韩国的文化产业政策以影响力为目标，以文化资本转换力为手段。日本人更习惯把文化产业称为“内容产业”，强调内容的生产与文化的影响。现在，从总时长来说，中国的动漫总产量已超过日本，但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不如日本，就在于日本走的是精品路线，而我们追求的是数量。因此，浙江今后的文化产业政策，要着重引导企业从数量的扩张向综合品质的提升转变。

　　目前，我国的主流理论把文化产业归于第三产业，但由于文化产业的精神性、意识形态性，它更多地表现出了超出第三产业的“第四产业”特征，而我国基于“第三产业”归类的文化产业理论和产业政策显然不能充分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李杰认为，应把文化产业归到第四产业，这样有利于政府制定出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从而不断焕发出文化产业的创意力、影响力和文化资本转换力，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