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罚款催缴的“温馨提醒”，让杨金水体会到的好处，不仅在于降低了行政执法的成本。

　　“我们发现，许多罚款产生的滞纳金，并非是当事人主观上拒不缴纳，而多数是由于无人提醒而遗忘，因此完全可以避免。”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杨金水说，他们通过电话和书面形式的“善意提醒”，倡导的这种人性化执法，更能减少当事人的额外损失。

　　负责取缔星火北路“马路市场”的城管队员，先主动帮助那里102个摊主找到另外合适的经营场所。杨金水说，他深知处罚与服务的辩证关系，最终都是为了“营造城市规范和谐的秩序”。

　　余杭越来越多的行政部门，开始尝试从公众的角度思考问题、改善政策。

　　这一次，“法治余杭”的评估体系的规定相当详细，“而且着重参考了民意调查的数据”，钱弘道教授透露，此项权重“在指数计算中占了35%”。

　　今年3月余杭区两会期间，“法治余杭评估体系”课题组向上百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了问卷调查，正式启动了量化考核的评估工作。他们深入社区，随机向居民发放问卷，同时在政府的网站上公布问卷，最终回收问卷1003份。

　　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对象涉及不同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群体。“推进法制政府的建设，对社会法治心理结构亦会产生影响，将有助于培养公众的法律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说，“通过纳入民意调查，创造了政府与民意在法治问题上的充分沟通的平台。”

　　调查问卷的问题的设计颇有意思，力图调动公众最感性的认识来评价一个地区的法治状况。

　　“你去政府机关办事的情况怎么样？”分别有“非常方便”、“比较方便”、“一般”、“不太方便”、“很不方便”5个选项供选，调查的是“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满意度”。

　　“政府部门的工作应公开透明，对所有服务对象都一视同仁，没有歧视刁难现象，您觉得他们做得如何？”调查的是“对政府行政工作的认同度”。

　　“法律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据您所知，本地区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现象是否存在？”调查涉及的是“公众对权利救济的满意度”。

　　“您在音像制品店中容易买到盗版光盘吗？”调查的是“市场秩序规范性”。甚至会问这样的问题——“晚上10点后在余杭赶夜路安全吗？”来考察“公众对安全感和治安的满意度”。

　　在这里，法治理念，成为一种鲜活的“生活事实”。

　　“对于法治建设的种种努力，公众会有亲身的感受和体验。对其产生的成效，社会也会有客观的评价。”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童兆洪说，这也是整个法治量化评估中“公信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