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800年的帝王之都，是古代科举考试的大考场，推行科举制度的重要平台。在这段历史长河中，最高等级的科举考试：会试、殿试基本在北京举行。据了解，此间在北京考出了约250名状元，近5万名进士。但遗憾的是，在有着浓厚科举文化的北京城，除了可以看到孔庙中元明清进士题名碑之外，其他有关科举的遗迹寥寥无几。北京高碑店村创建的科举匾额博物馆，为人们了解古代科举文化、全面解读国学打开了一扇窗口。

　　中国科举制度起始于隋代初年，是中国在世界上率先采用的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方法，曾经选拔出10万多名“进士”和百万余名“举人”。清初，科举制传到了西方，形成了现在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被称为对世界人类进程有巨大影响的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于1904年7月最后一名状元发榜后，历经1300多年的中华民族特有的这段文化画上了句号。

　　倘若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可以看到1904年的7月北京城内，殿试发榜和状元跨马游街的热闹场景。然而，即使像现在一样有先进的摄像技术能够将当时的场面制成光盘保存，这也只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个镜头。而科举匾额博物馆则以丰富的展品和翔实的史料，给国内外观众较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文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踏进科举匾额博物馆的大门，东侧是1904年7月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的“榜单”。在“金榜题名”的醒目大字下，上榜的300多名状元、进士、举人依次排列。可以想像，当年在这决定考生前途命运的榜单下，发榜时会有多少人头在此攒动，有多少热血在这里沸腾。

　　据姚馆长介绍，历年的“大金榜”发榜都在北京的东安门和西安门，即现在的东长安街和西长安街。“文东武西”张榜三天，文榜在东面发榜，武榜在西面发榜，日久天长北京也就形成了“崇文”和“宣武”两地名。在此展示的中国最后一届的金榜题名，名单是真名仿写的，原榜真品现存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

　　在博物馆的西侧，则是按照北京贡院1比1比例复制的古代会试考场。在被称作“号舍”的格子间里，除了三面墙壁，就是内侧一块作为床铺、外侧一块作为桌子的木板，外加一条窄窄的木凳。而一场三天、三场九天的“会试”，吃住答卷都在里面了。在这般简陋且隔离措施又如此严密的考场，在没有高科技手段的古代，要作弊可不是容易的事。

　　“绍兴为什么盛产师爷？原因就是浙江文风盛行，人才辈出，但众多有才之士却受到了科举录取名额分配的限制，造成人才过剩。饱读诗书，有水平、有才学者只好自寻出路当‘师爷’，所以也就有了‘无绍不成衙’之说。”从姚馆长的解说中，让人找到了“绍兴师爷”产生的渊源。

　　据了解，科举匾额博物馆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收藏有近600方明清科举匾额，其中有13名榜眼和12名探花题写的匾额。而明清状元题写的匾额最多，达40余方，年代最久的状元匾额为明永乐16年，距今已近600年。收藏石刻匾额近50方，从数量而言，在国内尚属首家。

　　穿过正门精美的明代文武状元的浮雕牌楼，一座雕琢祥云瑞兽的元代汉白玉石雕牌坊展现在眼前。姚馆长说，这座雕刻着“科举门”三字的牌坊，是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件于２００６年在河北涿州（古代顺天府）发现的宝物，其珍贵之处不仅仅是因其年代久远，还在于以雕刻工艺命名为“科举门”的牌坊极为罕见，目前，在世界范围就发现这样一件。

　　在馆长姚远利眼里，科举匾额是中国千年的科举制度和科举文化的见证，将馆中匾额的文字整理集纳，可以构成一部国史、地方史、家史和古代仕途的奋斗史。

　　刘春霖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在状元桂冠已失去制度支撑及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中，“末代状元”刘春霖的人生也坠入了风雨飘摇之中。而作为旧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位“末代状元”则能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以一身傲骨保持了晚节。有史为证，“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有人视刘春霖的名望，企图动员他进伪政权任高官，结果遭他严词拒绝。

　　在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就收藏有反映“末代状元”人生志向、且由他亲笔所题的《对酒当歌》、《酒仙中》两款匾额。据悉，不久前，有刘春霖老家河北肃宁人士上门以高价索求，欲以“末代状元”之匾彰显当地文化底蕴。可馆长姚远利深知“末代状元”所题匾额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卖的，只得婉言谢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