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关于唐山地震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已经多次再版。这里我们摘录的是1996年修订版的后记。在这篇后记中，作者简略记录了灾后的唐山20年的变化，向唐山人的坚强表达了敬意。

　　

　　我们不能不为光阴的飞逝而慨然。唐山地震的景象恍如昨天，可是转眼之间，它分明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5年12月21日，媒体报道，唐山市福利院一位名叫王安的青年人，来到唐山市工人医院，当上了电梯工。报纸说，这是最后一名参加工作的唐山地震孤儿，至此，地震孤儿们已经全部走上了工作岗位。这短短的消息令我感动。

　　王安，我想象着那个1976年的小王安。我像是看见，那个满身划痕的小小的婴儿，啼哭着，被人从钢筋和水泥预制板的缝隙中小心翼翼地艰难地救护出来。我想象不出，大概是地震孤儿中最小一个的王安，今天已经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男子汉。这就是“20年”。一代“废墟上的孩子”长大成人了。

　　唐山地震的孤儿们，有的成了工人，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留洋的博士，有的被外国友人收养，接到了异国他乡；更多的是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仅唐山育红学校的700多孩子中，就有400多人成了军人。唐山地震造成了24万多人死亡。在唐山市区，有7000多个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绝户；有7000多个丈夫失去了妻子，有8000多个妻子失去了丈夫。然而，在大地震发生的20年之后，唐山市区的人口比地震前增加了约50%，达到了156万多人。整个唐山市范围内人口达到675万多人。

　　我在本书中说过，人类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唐山地震后的2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20年。在深刻的变革中，唐山，这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密集的传统工业重镇，正奋力追赶大潮——当然，在“废墟”上前行的步履并不轻松。地震前唐山的支柱性产业陶瓷业风华依然，全国陶瓷企业在外贸方面的“状元”和“探花”都在唐山。但是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在国家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已不占有地震前那样的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唐山的变化依然令世人瞩目。唐山经济在地震后渡过恢复期，开始了稳步的发展。到1995年，辖十个县、五个区、两个农场的唐山市，国民生产总值为485亿元人民币，人均产值7150元。地震曾把唐山夷为平地。1985年我在唐山采访时，简易房还比比皆是。而现在，唐山市新楼林立，环境美观的居民小区随处可见。到1994年底，唐山市区的住宅建筑面积已达到了1756.6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7.9平方米，这一居住水平和唐山市住宅的“供热”和“供（煤）气”水平，在中国内地的大中城市都居较高水平。

　　联合国曾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是中国第一个获此荣誉的城市。唐山也有了摩天大楼。高度为112米的凤凰大厦，别有深意地选择了在1996年7月地震20周年之际完工。唐山市努力扩大自己在今天的知名度。它先后承办了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第二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和中、日、韩三国青少年运动会。在中国，作为一个非直辖市、非省会城市，这样的业绩是令人钦羡的。“大地震”，似乎真的“远去”了。

　　我当年采访过、描写过的一些主要人物，他们的生活境况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当年开着红色救护车到北京中南海报警的李玉林，已从唐山矿退休。那位曾在废墟上弹着三弦、引吭高歌的盲人资希圣也已退休。他退休后担任了一个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忙着为居民们服务，最经常的工作是“调解邻里纠纷”。“张家五姐弟”，四个姐姐都已成了妈妈，可漂亮的小弟至今还没有定下对象。姐姐们“抱怨”说：“嗨，他呀，挑花了眼！”从矿井下坚持15天才获救的“最后的五个男子汉”，老班长在我采访时就已去世，其余四位，有三位的工作岗位从“井下”调到了“井上”，而小个子李宝兴还在井下采掘。

　　“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大妈，在1996年春天病故了，据说是因为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终年66岁。她的去世使我非常悲痛。

　　1992年，她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拍摄。在《正大综艺》的拍摄现场，大妈接受赵忠祥和杨澜的采访，滔滔不绝地回忆当年在地下13天的经历。她依然是那么坚强乐观——“我当时就没害怕！我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唱‘东方红，太阳升……’我相信，亲人解放军一定会把我救出来！”她把记忆中当年救她的战士和当年在现场采访她的我混淆起来，竟对着摄像机大声说：“是三十八军的钱钢救了我！”她亲切质朴的形象感染了所有的现场来宾，感染了主持人、编导和机房里的工作人员，现场激起一阵阵笑声和掌声，向这位可爱的大妈表示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