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晚上，我躺在地震重灾区青川县沙洲桥边野营帐篷里，用脊背贴地而睡。

　　晚上10时多躺下到凌晨1时多，我算了算，大约有7次非常清晰的余震，最大的一次，我能感到自己身体在突突地跳动，但心情却异常平静，身边的突击队员则发出均匀的鼾声，这让我想起12日地震那天，我惊慌失措的感觉，恍若隔世。余震在这里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抢险、采访、工作、生活……一切都在继续。

　　说实话，接到任务去四川灾区采访，我心里很激动。到了四川才发现，这里远比我想象中更困难。来自我省的各支援助队伍都分散在各地，由于地震的严重影响，许多人手机信号不通，无法找到采访对象。

　　幸好联络上我省驻川办，他们提供了一位浙商把厂房变成救助站的新闻线索，还派出专车为我们采访提供方便。那天采访异常顺利，4位堂兄妹在灾难中都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才17岁的表姐异常坚定地对我说，就是讨饭也要把最小才4岁的两个堂兄妹带大。那一刻，我深刻地体会到地震的无情。

　　在地处江油的浙商厂房临时救助站里，我是含着眼泪采访的。一位大姐拉着我，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几个电话号码，她说这都是自己家人的联系电话，能不能帮助联系一下？我说好，马上用手机帮她打，可惜一个电话都没有通。

　　在江油市我碰到了浙江医疗队，他们在江油中医院，看到病人全部安排在医院外面，医院里已经不能住人了，整个医院只有一个水龙头，我们的40多名医生就住在马路边的小帐篷里，条件异常艰苦。医疗队多是来自浙一、浙二的外科与骨科的专家，他们原定目标是重灾区平武县，但那里的路不通，伤员运不出来，医生进不去。在江油当时还没有特别重的病号，让这些大牌医生感到没有“用武之地”，他们心急如焚。我当时就想，这批来自浙江顶尖的医务人员，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如何尽快治疗伤员。

　　我坚定要去重灾区的念头，始于在眉山采访来自浙江工业大学的志愿者们，一个叫黄会永的年轻人坚持徒步走进重灾区都江堰，他用双手救出了两名群众，还挖出了5具尸体。小伙子话不多，也不太会表述，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震撼。那一刻，我想就是走，也要走到重灾区去采访。

　　回来的路上，我联系到王瀛波，谈了我的想法，他很支持。但我询问出租车司机，他们都直摇头，去不了，那里实施交通管制。我的内心矛盾极了。虽然来四川两天时间里，我睡着的时间不到5小时，但那个中午，我在宾馆的房间里，却一直无法入睡。该怎么办？我不停地问自己。

　　就在万分沮丧的时候，我得知信息，省交通厅有一支架桥突击队将从机场直接赶赴灾区广元，终于确认消息时，已是下午4时多了，来不及多做准备，我叫上摄影记者徐彦,立即出发了。

　　与架桥突击队会合时已经是晚上7时，由于空港救援物资非常多，直到晚上9时多，突击队的物资才准备上车。到达广元已经是凌晨2时，我俩没有准备帐篷，就睡在长途车上。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去过灾区青川的人都深有体会，车子在崇山峻岭间行驶，脚下就是万丈深渊，我有点晕高，在一处道路塌方处，虽然已经清理出一条车道，但山上仍不时有石块落下来，一位值勤的交警大声地提醒司机说：保持20米车距，加大油门快速通过。“轰”的一声车子通过了，但大家都惊得一声冷汗。

　　两天随架桥队工作，队员不怕辛苦的工作热情也感染了我，架桥任务圆满完成了。桥面就要贯通的下午，我第一次到达灾区现场，那连片的倒塌房屋，让我震惊，我记起刚来时接到同事苏晓春含泪给我打来的电话，要我帮她向受灾群众直接献点爱心，我先后走访了6户人家，他们的房屋都在地震中毁了，还有一家失去了两位亲人，当时我掏出了口袋里所有的现金，全部捐给了他们，我想这既是代表自己，更是代表所有没有机会来现场的报社同事。我知道，这点钱也许解决不了受灾群众的大问题，但是这代表一点心意。

　　当晚，我意外在桥上遇到前来视察灾情的广元市委书记罗强、市长马华，他们对浙江人的高效务实作风表示了赞许，并希望通过本报向浙江人民的无私帮助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今天下午，我随架桥突击队员回到广元，我留在广元继续采访，突击队员则南下赶赴重灾区德阳……    （本报广元5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