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它强烈地增进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然而，在帮助人类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种种科技的异化现象也随之凸显。科学技术是否需要伦理禁区？人类在从事科学技术活动中应遵守怎样的道德底线？又该如何控制和评价科技实践和科学后果？诸如此类的问题已构成当代科技高速发展时代的人文主题。从人的全面发展看科技的伦理禁区旨在克服科技异化，实现科学技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的。

　　科学技术的伦理本性

　　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理性形式，技术则是科学知识向实践转化的各种方法和技能，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人正是通过科技创造了自然中不存在的诸多事物，形成了日益庞大的人工自然，并以科技直接地改造自然，创造了灿烂的工业文明——这种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是人的创造物。因此，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蕴涵着属于人性的伦理本性。从而决定了科技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科学技术不仅要力求还原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依据发现的客观规律去实现人的意志，把自然对象从“自在存在”改变成为符合人的需要的“属人存在”，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不难发现，科学技术作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所创造的产物，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使自然界向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演化，最终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科学技术的伦理异化

　　然而，随着科技的产生、发展及其正面效应实现的同时，科学技术出现了有悖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导致科技异化的产生，从而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所谓科学技术的伦理异化反映的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其活动产物的科技之间的异化关系，主要是指：作为人的创造物，科技日益成为超出人类所能控制的、甚至是支配、压抑、奴役和统治人与社会的异己力量，从而导致了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扼杀，导致了人的精神的空虚和人格的分裂，失去了生存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人不再是掌握、控制科技的主人，而成为被迫适应科技社会要求的工具。

　　例如，网络化虽然缩短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带来了全新的生存理念，却使人们在心理上彼此疏离；科技理性的膨胀导致人文失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道德失范和信仰危机；克隆、基因等新技术的成功使人们对生命虽然有了新的认知，但是人类的伦理道德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等等。

　　然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实践手段，具有工具性与价值中立性。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导致的科技异化其实并非科学技术本身缺乏人性，其重要的根源在于科技与伦理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即在科技发展中缺乏对人文精神的发掘和伦理价值的重视。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完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工具。”

　　科学技术伦理禁区的价值目的

　　科技的伦理异化本质上是人类价值观念的危机，是由于人类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信仰缺位所导致。特别是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人们为了满足自身日益膨胀的征服欲望，就不可避免地会向人们所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大肆攫取，在改造自然中丧失人性。如果人与人的关系利益化、金钱化，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就会盛行，就会造成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与此相反，坚持科技伦理禁区中的道德底线，用伦理道德给予其价值疏导，人们就能更合理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其合乎人性，科技异化及其负面效应也就会降低到最低程度。

　　因此，人们在从事科学技术创造过程中，应更关注内在的人性自觉，使人们能更理性地看待自然，看待社会，看待人类自己，更科学地揭示客观自然规律，更合理地改造世界。正如爱因斯坦说，“如果你们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我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

　　可见，科技伦理禁区在本质上是实现人性基本价值的手段，所要解决的正是人类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对自身行为选择的问题，以使人类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由对客体的征服开始回归到对主体——人自身——的关怀。这种关怀不再是人的某种理性精神的膨胀与泛滥，而是真切地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人的现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