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人的“实验”已经做了3个多月。2月29日，珠海市相关部局负责人和专家坐在一起，进行第一次的总结反思。

　　约访珠海市卫生局局长唐本雄，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这几个月他忙得几乎脚不沾地，脸上略显疲惫。一个城市要做“标本”，不可能在真空的实验室中进行。试水的步伐一迈开，才知道跋涉中有多少暗滩，何况牵涉多个部门、协调关系复杂的“医改”实验本身就是难以预测的“深水区”。

　　“我们就‘小病免费’做的好几个课题有了观察成果，可以做报告了。”唐本雄告诉记者。

　　试行“全民医保”和实施12年免费教育，其实是时任珠海市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维龙同时下达的两个任务。但是与去年8月份就正式推行，被认为是珠海市有史以来推行最快、最猛的教育政策相比，“医改”的难度似乎要大太多。“我们花了9个月时间，调研、做草案，征求意见。”唐本雄告诉记者。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幸是基调和方向的统一——建立一种基本的、公平的卫生服务。正是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的基本要求，让带有珠海特色的医改从“小病免费”开始。2007年1月24日，珠海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珠海市市委书记邓维龙对代表们说：“我让政协的同志帮我算了一下账，每年1.47亿元可以实现小病免费。而这里面的关键，是社区医疗机构、医疗队伍要建立起来。”

　　对于这个全新的概念，他描述说：“市政府决定拿出5000万元，在全市农村建立医疗服务中心，让农民小病不出村。在市区是否可以做到小病不出社区，中病依靠医疗保险解决，大病送省或者在珠海治疗，我们实行救助？”他认为，要实现城市居民“小病不出社区”，就要进行定员管理，按照每2000居民配备一个医生的标准设立医疗服务机构，医生建立信息档案跟踪自己的2000名“顾客”的健康状况。

　　真正试做起来，第一步就不容易。“小病免费，首先是怎么界定这个‘小病’？”亲身参与珠海“医改”方案起草的珠海市卫生局副调研员石燕飞说，“国内外的医学典籍中没有一本书述说过什么是‘小病’，没办法，我们派乡村医生去做摸底调查，还分别请卫生系统的一、二、三级医院医生分别列出他们认为的常见病，然后我们汇总，光是这个就花了不少时间。”

　　“开始的时候‘小病’定的是农民能不出村，居民能在社区医疗机构治疗的病。开会时市政府副秘书长说那有些病看了很多次都看不好怎么办？我们又加了一个‘经首诊后维持治疗3次内的疾病’。就这样反复修改，最后形成了一个农村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病种。”石燕飞说。

　　“这个小病的范畴，恐怕还要修改。”唐本雄说，“没有人做过，我们现在不见得就是完美的，在这3个月的实践中专家已经有了很多评估意见，我们肯定有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