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后海附近的胡同，我已经30多年没有去过了。那儿还是巷道寂寂，少有行人吗？那儿还是柳树浓阴，遮天蔽日吗？每次想到这些胡同，我的脑中闪现的，总是30多年前的景色，而我，也仿佛变成了30多年前那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曾经有3年多时间，我几乎每周都要走过这些胡同，走进胡同深处那座深深的庭院。那是一位共和国元帅的家。毛泽东曾经赠给这位元帅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位元帅就是叶剑英。

　　1971年9月13日，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人，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就是在此后不久，第一次走进了叶剑英元帅的家里。但我并不是来执行军事任务，而是为这儿放映的外国电影做同声翻译。

　　叶帅家的放映厅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简单摆放了七八排椅子，大约有四五十个座位。“今天放映什么电影？”一走进放映厅，我就问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实在话，我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因为这不但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么高层次领导的同声翻译，而且我似乎对外语已经有些荒疏了。

　　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摸外文了。在不能提前看一遍电影的情况下做同声翻译，难度相当大。为防止现场翻译遇到困难，临出家门时，我在口袋里揣了本英汉词典。

　　“《丘吉尔》。”那位工作人员回答。

　　我马上拿出词典，翻到丘吉尔的词条，默默地把词条的内容记在心上。

　　不久，叶剑英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走了进来。“这位是新来的翻译同志。”有人指着我向叶剑英介绍说。叶剑英很客气地向我点了点头，问：“今天放什么电影？”

　　“《丘吉尔》。”我连忙回答。

　　“噢，《丘吉尔》，好啊，二战三巨头之一。丘吉尔的生卒年分别是多少？”

　　要在平时，我肯定会被问住的。但我刚好提前在随身带去的英汉词典上查到过，所以马上干脆利落地答道：

　　“报告首长，丘吉尔生于1874年，卒于1965年，享年91岁。”

　　叶剑英没有再问别的问题，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坐到座位中，说：“开始吧。”我感到，他对我的回答还是满意的。

　　灯光暗下来，在电影放映机有节奏的转动声中，二战风云席卷了那块小小的银幕。我的心轻轻悬起，思维飞快地跟着剧情转动，像攻克难关一样不断克服一个个英语单词、一段段英语对白，把它们迅速转换成汉语。很快我适应了，许多难度很大的台词，我都能准确翻译出来。思维转换的过程消失了，我已经能够像剧中人一样，把他们说的用汉语脱口说出。

　　电影结束，灯光亮起。这时，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我发现，我的头上已经沁出一层细汗。

　　“你叫什么名字？”叶剑英问。

　　“首长，我叫熊光楷，熊是能字下四个点，光明的光，楷书的楷。”

　　“谢谢你了，搞同声翻译很辛苦。你去吃点夜宵吧。”

　　夜宵的味道很好，但我的心情更好。虽然几年不摸外语，但我适应得很快，翻译水平没有下降。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对我态度很客气让我感到很温暖。他是共和国的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在他面前，我只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很普通的专业军官，但他礼貌地询问我的名字，客气地留我吃饭，由此可见他对人的尊重，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一个星期后，我又一次走进了元帅之家。

　　叶剑英正在走廊里锻炼身体，见到我，他停下来，说：“别告诉我你叫什么。”略一沉吟，他马上接着说：“你姓熊，熊向晖的熊。”

　　这一次，我不但是感动，而且是钦佩了。战争年代，叶剑英长期担任参谋长的职务，从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到八路军参谋长，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是军中公认的“参座”。参谋的一项基本功，就是事无巨细，了然于胸。叶剑英只问了一次我的名字，便能准确记住，这样的基本功，令人惊叹。而渗透于其中的，仍然是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后来我知道，叶剑英还有一位外文秘书，这在老帅中也是罕见的，而他并不把这位外文秘书称为“秘书”，而是称为“Teacher（老师）”，这也反映出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国际问题的关注。

　　我在叶剑英家做同声翻译，前后长达3年之久，主要翻译英语和德语电影。每次放映电影，叶剑英都会邀请一些朋友和同事一同欣赏，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放映电影前后，他们还会进行话题广泛、无所拘束的轻松交谈。逐渐地，我意识到，对于叶剑英来说，看电影不仅仅是放松身心，陶冶性情，还是一种特殊的交往交流方式。

　　有一次，我去解放军总医院看病，恰好遇到曾经在叶剑英家做过保健工作的马望兰。她告诉我，“四人帮”横行时期，到处弥漫着风声鹤唳的气息，身处高位的叶剑英也不得不处处小心，甚至家中电话机的位置稍有变化，也会引起叶剑英的警惕。在这种情况下，看电影就成了叶剑英与自己信赖的老同事老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想法的重要方式。后来我想，叶剑英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挽救我们的党和国家，既与他的多谋善断有关，也与他能广泛地进行联络，听取党内老同志的正确意见想法有关。

　　在为叶剑英做同声翻译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叶剑英的子女，并与他们有了一些交往。正是由于我和叶帅的家庭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所以，在我收藏叶帅盖章书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一个意外，但最终仍然修成了正果。

　　我所说的“意外”，其实也不算意外。我先是委托叶帅办公室张主任在我购买的《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上盖章，结果他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叶剑英副主席办公室”的圆形公章盖了上去。我没有气馁，接着又把这本《叶剑英选集》转给叶帅的侄子叶选基。1998年11月30日，这本书又盖上叶剑英的私章，回到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