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8日深夜，当时针跳过零时，刚刚进入9日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伍修权同志病重，请你迅速赶到医院”。我立即通知司机备车，赶往医院。但遗憾的是，没等我和伍修权见上最后一面，他已经撒手尘寰。想到数月前，徐惠滋和我代表总参，向伍修权祝贺90大寿的欢乐情形，我不禁感慨万千。

　　我于1992年11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助理，1996年1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主要接替伍修权的接班人徐信副总长的工作，分管的也是情报和外事工作。因此可以说，伍修权是我的老领导和老前辈。

　　我第一次见到伍修权，是20世纪60年代在民主德国。当时，伍修权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在一次率团出席外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回程中，路过民主德国。在看望使馆工作人员的时候，他给我们作了一个精彩报告。时隔多年，我已记不清这场报告的具体内容了，但对伍修权生动形象的说话特点还保留着深刻印象。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发生分裂，形势非常复杂，我们这些外事工作者，该如何在外事场合表明立场，是一门很微妙的学问。伍修权在报告中专门提到，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哪些发言内容我们可以起立鼓掌，哪些发言内容我们只鼓掌不起立，哪些发言内容我们要不作表示，都应区分得清楚明白。这使我很受启发。

　　20世纪70年代，我又被派到联邦德国工作。在此期间，伍修权成为分管我们工作的总参领导。一次，他途经联邦德国，我还出了一次小小的“风头”。在我陪同伍修权会见外宾的时候，伍修权随口吟出一句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做翻译的，最怕的是临时碰上需要翻译的成语谚语或者诗歌了。但伍修权话音刚落，我就把这首古诗翻译出来。不但译出来了，还使外宾理解了这首诗的妙处，赢得满堂喝彩。伍修权对此很满意。

　　1984年9月，已经是中顾委常委的伍修权提出来要请我吃饭。作为后生晚辈，这样的机会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原来，伍修权是要酬谢我对国际战略学会工作的帮助，当时他正担任这个学术机构的会长。没想到，1997年，我也成为这个学会的会长，而且一干就是10年，一直到今天。

　　那次聚餐的时候，伍修权将一本刚刚出版的《我的历程（1908-1949）》（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签名赠给我。这是我收藏的最早的签名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