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是笨小孩，但要给人惊喜。”

　　“相信记单词有技巧的人，最终都学不好英语。”刚刚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提前录取通知书的于长宽从不相信“捷径”，最喜欢热播的电视剧《士兵突击》。

　　这个辽宁省大连市育明高中的高三学生，很喜欢称自己为“笨小孩”。 采访中，他最喜欢说的话是“我很笨”、“我的智商一点都不高”、“我只能用最笨的办法”。

　　不过他培训学校的老师朱佳佳向记者证实，于长宽同学一直“这个样”。

　　我只会笨办法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于长宽就决定，自己一定要进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我为此制订了异常冷酷的计划，将学习英语作为初高中学习的头等大事。”

　　2007年1月16日于长宽踏进北京新东方校门。住在培训学校对面的地下室，于长宽第一次独立生活。习惯了大连温和的冬天，突然来到北京寒风刺骨的中关村，于长宽马上病倒了，鼻涕淌得像自来水，嗓子基本说不出话。

　　而学习SAT（美国高校录取本国高中生学术水平的评判标准考试，相当于美国高考）的困难让他感觉比物质条件差更难以忍受。用老师的话说，这是一场对智商和创造力的严酷考验。 “智商？我自知不行，平时人家做一道题可以领会的东西，我必须做3道，甚至更多，每天熬到深夜才勉强跟上。经验？国内考SAT的人毕竟少，能淘到的辅导书屈指可数。”

　　想要将人家3年的功夫在一年之内做完，而且要做得出类拔萃，就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在新东方那地狱般的日子里，我白天上TOEFL和SAT课，下课还要回地下室招待所背单词，看英语书，每天300个GRE单词，美国大学历史系教材40万字一个月看完，每天不怎么睡觉”。

　　“我知道命运给我的机会很有限，容不得我一丝的松懈”。

　　坐30多小时火车学英语

　　为了上北京的英语辅导班，于长宽往返于北京和大连，为买车票就吃足了苦头。这个辅导班是每周日上课，北京学生确实很方便。

　　“他们每周日上课坐地铁即可，我却要每周坐飞机、长途大巴、火车往返于大连北京之间，因为还要准备保送北大的考试，学校的课不能耽误。”

　　有时，飞机火车大巴连票贩子都没票，他就得坐临时的加车。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车厢，只有坐票，没有空调，为了给快车让道，走10分钟就得停20分钟，单程17个小时。有几次他甚至48小时内坐了30多个小时的车！有时一夜未眠半夜到北京，只能在麦当劳里趴着睡一会儿，有时凌晨回大连，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第二天还得上学。

　　每次坐这车，于长宽的父亲都会说，“也好，感受一下人间疾苦”。

　　我是笨鸟我先飞

　　在大连的中学里，留学的人还是凤毛麟角。大家印象里就觉得高中毕业出国是花钱买学历。所以大连多数优秀学生给自己设定的求学规划是，先考上北大清华，然后再考托福、GRE去美国读研究生。

　　虽然只有18岁，但于长宽显得比同龄孩子要理性很多。

　　他善于给竞争中的自己定位。“我的同学都是牛人，都全面发展，我要是和他们走一样的路，北大或清华毕业再出国，就得被他们活活踩死。”

　　于长宽并不健谈，除非说到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研究高能物理的直线加速中心，长3英里，占地456公顷，走出了5个诺贝尔奖得主。在100年内，国内是找不到这样条件的顶级大学的。”除此之外，其他名校的前世今生于长宽也能娓娓道来。

　　原来，他同时研究了19所大学。每一个大学在他脑子里都是一个体系。科研实力、建筑分布、申请关键等等，于长宽都熟记于心。

　　父母没有给我什么资源

　　“一步跨入一流名校，大家嫉妒你了吧？”

　　于长宽呵呵一笑。在他的奋斗过程中，于长宽羡慕嫉妒过很多同学和朋友。于长宽有个高中同学，父母都是大连理工大学的教授。“刚上高中就像全都学了一遍似的，什么都走在我们前面。”他的父母都没上过大学，从来也不能辅导他的功课。

　　同学们都做奥赛的物理题，于长宽像坠入云里雾里，那么多问题都不知道问谁。可他的同学近水楼台，回家父母轻轻点拨一下，就开了窍。开始了在北京的课程以后，于长宽又无比羡慕北京的同学。“他们守着新东方，下课可以回到温暖的家，消息多得看不过来，还有那么多同学可以相互交流，鼓励，帮助。我呢，一无所有。”他的对手们有的留学海外五六年；有的北京同学有北大、清华保底。

　　“在香港，最大的感受是自己的一贫如洗，那里的物价是国内的七八倍，一本杂志30多元，一根油条七八元，3本SAT参考书1000多元。”

　　可一个事实是，在北京疯狂备战准备出国的人群中，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在荒废时间。“人就是这样的，当资源多到一定程度就不珍惜了。”

　　这个士兵突击迷最爱说的话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侧面是许三多。

　　于长宽所做的，就是把每一个单词当做救命稻草，熟记每一所学校，他不抛弃父母的期望，不放弃自己的梦想。终于，他得到了斯坦福的垂青。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