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节里，听一曲莲花落，过一个开开心心的新年，是许多人的愿望。这几天，我省著名莲花落笑星翁仁康的“日程表”排得很满：正月十五在杭州红星大剧院，正月十七要到萧山剧院……翁仁康的贺岁品牌“一个男人一台戏”，将在这些剧院里大放异彩。去年，他在“一个男人一台戏”中唱了两个小时，中篇莲花落《千金一笑》，博得了现场观众的好评。今年，他将演唱中篇莲花落《双玉燕》。这两个片子的脚本，都出自“乡土秀才”徐士龙之手。翁仁康说：“我喜欢唱老徐伯写的剧本。他虽然没有什么高文凭，但是在创作、艺术上，他什么都懂。”

　　翁仁康所说的老徐伯名叫徐士龙，曾任萧山文化馆馆长，是萧山曲艺界的主要创作力量，也是翁仁康莲花落作品的主要创作者。近日，我们在萧山区高桥小区徐士龙的住所，采访了翁仁康身后的这片“绿叶”。

　　为翁仁康“量身定做”

　　“我和仁康一起工作了30多年，看着他从一个小孩子成长起来。我们年纪差了25岁，虽然不是什么师徒，但我一直把他当成孩子看。”今年已经73岁的徐士龙谈起翁仁康，就像在谈论自己的家人。他有点心疼地说，翁仁康现在名气大了，事情也很多，经常要忙到很晚，“有好几次他晚上九十点钟打来电话，想要来看看我，我连忙叫他不要来，好睡觉了”。

　　两个人真的很有渊源。“仁康十二三岁就从瓜沥农村走上了舞台。当年由于政治的需要，城里城外都时兴讲故事，他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有灵气，胆子又特别大，他学着大人的样，在台上讲起了故事。一口地道的萧山东片口音，一脸滑稽的表情，再配上几个夸张的动作，常常惹得听众捧腹大笑。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小小观察家》”。1985年，身为萧山文化馆副馆长的徐士龙爱才心切，亲自打申请报告，把这个农民的儿子破格录用为文化馆的国家干部。

　　徐士龙开始尝试写莲花落，也是在与翁仁康成为同事后。《糊涂村长》促成了徐士龙和翁仁康的首次正式合作，也成为徐士龙的第一个莲花落作品。“1986年，我写的故事《糊涂村长》获奖后，我们这里曲艺界的朋友就建议我把它改成莲花落，让仁康表演。写出来后效果还蛮不错，仁康后来还去参加了全国第二届中国艺术节”。

　　这一发就不可收，徐士龙渐渐从一个文化馆馆长的角色，转变成陪伴翁仁康成长的一片“绿叶”。直到现在，徐士龙每年还要替翁仁康创作七八个作品。“仁康对我非常尊敬。虽然现在他担心我的身体，尽量不来麻烦我，但关键时候还是会来请我出出主意。他现在把莲花落唱得那么火，我比什么都高兴。”在写作的时侯，他还常常为翁仁康“量身定做”一些唱词。最近，徐士龙根据翁仁康的要求，写了一出《农民辞职》的短篇，翁仁康试唱了一遍，对本子非常满意。徐士龙在创作一出戏时，当农民反映“成熟的西瓜满地滚，无人问，呼天叫地无回声。”时，他加了一句旁白：“这是真的。天天吃西瓜，我个肚皮吃得蛮蛮大，人家以为我又要生小宝宝哉”。徐士龙说，“我在写的时侯，想像着仁康的表演，知道他唱到这里时，一定会引起观众的哄然发笑。”

　　工作需要练成“多面手”

　　与翁仁康一样，徐士龙也是农民的儿子。“别看我写了这么多东西，其实我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1935年，徐士龙出生于萧山进化乡（现为进化镇）吉山村。他小时候非常聪明，跳了两次级，只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就读到了小学六年级，但由于历史原因，他最终没有完成小学学业。

　　1951年，在小学老师的介绍下，徐士龙也成了一名教师，1958年还当上了所前岱山中心小学校长。为迎合时代的需要，徐士龙与学校老师在岱山编写和收录50余首民歌，联系出版社出版了民歌选集《岱山人民歌声响彻天》。在当时，为一个乡村出民歌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也激发了徐士龙进行曲艺业余创作的兴趣。从那以后，每天下班后，他都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

　　“我给省文联的东海杂志投稿，最开始退回的是原文和印好的退稿单，后来是编辑亲自写来了退稿信，到最后退回的文章上都有编辑的修改意见。”这些变化，见证了徐士龙写作水平的慢慢进步。1970年11月，徐士龙遇到了人生一大转折——调入萧山文化馆工作。

　　当时，文化馆工作人员有限，徐士龙不但要负责指导当地文学爱好者，还要组织进行一些创作活动。“诗歌、小说、散文……什么都有，我必须适应这个工作，所以也不得不试着接触其他领域，了解其他的曲艺门类。”徐士龙说，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四五年，他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万能博士”。

　　50余年发表作品200万字

　　得益于徐士龙的，其实又何止一个翁仁康。

　　萧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王兴珑是个曲艺爱好者。2003年，当他把自己平时写就和发表的反映劳动保障方面的文艺作品意欲结集出版的消息告诉徐士龙时，得到了老人的大力支持。“他不辞辛劳地为我这本十几万字的书稿熬夜修改润色，并亲自为我取书名，编目录，还四处奔走，帮我联系出版事宜。如此这般，我还能说什么呢？千言万语汇成七个字：谢谢你——我的恩师！”

　　王兴珑走上曲艺创作之路，也是徐士龙手把手地引领和教导的结果。王兴珑说，二十多年前，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尝试写了第一个话剧剧本《礼尚往来》，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精彩的语句，有的只是许多错字和别字，看到这样的作品，一般的编辑早就扔进了废纸篓里。“可徐老师不，他不是看我的作品写得如何，而是看到了我喜爱文艺创作的一种精神。用他的话来说，作品好坏可以修改、提炼，兴趣爱好则是个性使然。”

　　“当时徐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从怎样写剧本，到怎样编故事，怎样遣词造句，一番教导，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教益。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后来他又专门组织力量，帮我修改剧本。最后，剧本终于发表了，署名是我，但里面的内容基本上是徐老师改过的”。

　　晚年的徐士龙身体不好，平时很少出门。尽管年岁大了，但他的创作激情丝毫未减。现在，他经常是凌晨4点醒来构思，6点起床开始写作，常常是一气呵成。“仁康经常是下午突然请我帮他写个东西，第二天就要了，这也难不倒我”。非典期间，杭州电视台影视频道搞了个《非典型剧场》，徐士龙和翁仁康每次演出都从萧山赶过来，而他的创作速度根本不亚于一同创作的那些“年轻”创作者。去年，翁仁康和徐士龙专门为郑九万写了绍兴莲花落《卖牛救急》，还被省文化厅收录到《基层演唱》，成为宣传新农村建设的优秀文艺演唱材料。

　　莲花落《新乡长上任》获浙江省第三届曲艺会演创作一等奖，参加首届中国曲艺节演出获文化部全国第三届群星奖铜牌奖；小戏《拍照相》获省文艺会演优秀创作奖，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刊单印本……50余年来，徐士龙发表的作品达到了近200万字。徐士龙说，他还有很多的创作计划，只要自己身体可以坚持，就一定会将曲艺创作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