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转身非常突然，但事出有因，势在必然。

　　“在1964年之前的十多年，日本的GDP都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率，这跟中国现在的情形相似。”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大野健一说，“到东京奥运会时，GDP增长率达到11.5％。”这一年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有的家庭还换成了彩色的。当然，孩子的饮食也开始发生变化。

　　“很多家长把钱直接给孩子，让他们自己去超市买东西吃，结果火腿、汉堡包这些高热量食品填满了孩子们的肚子。体质差，营养不均衡，几乎是那时候孩子的通病。”镰田先生当时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回想起周围孩子的情况仍有些无奈。

　　转身并不容易。“政府预算盘子只有那么大，要加大对国民体育的投入，就需要把左手的钱放到右手来。”山田刚回忆说，“东京奥运会日本代表团的成绩太好了，金牌榜第三位简直是神话。政府政策的突然转变，难免引起一些争议。”4年后的墨西哥奥运会，日本代表团的成绩直线下滑，争议声更大了。

　　“好在有一部《体育振兴法》，使政府的干预有了法律依据。”日本文部科学省青少年局局长鷇口修资介绍说，“依据这一体育基本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推出了一系列振兴计划。”

　　最著名的是《关于增进国民健康和体力对策》。奥运会后作出的这一决定，主旨即在普及体育运动，最终完成了从竞技体育到大众体育工作重心的转移。

　　“奥运会后最大的变化，是社区和国民开始推动体育。”原田教授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很多俱乐部都是国民自发成立的，青少年团和指导员制度也是在那时形成的。“日本体育制度的基本格局，定型于东京奥运会，并沿袭到今天。”

　　冬日午后，肆意洒下的阳光驱走了不少寒意，让人感觉懒洋洋的。在位于东京都杉并区井草的一个社区球场上，23岁的山崎正带着一群小孩子踢球。

　　山崎曾经是日本女足国脚，退役后在这家社区俱乐部兼职担任足球指导员。对山崎来说，这份工作有种特殊的吸引力，当年她就是在这个球场上爱上足球的。

　　不仅山崎，就连中田英寿这样的前著名日本国脚，也会在休息时充当社区指导员。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有社区指导员24万多名，这还不包括大量志愿者。日本的现役国手，有2/3是依靠这种体系培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