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枢纽，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载体。历经千百年岁月沧桑的传统节日，更是一个民族成熟文明的缩影，它既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反映着现实的人与人的联系。

　　以中国节日而言，它既是中国人长期不懈地探索自然规律的产物，包含着大量科学的天文、气象和物候知识，也是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和道德伦理在民俗风情上的集中体现。我们的先人综合太阳和月亮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确定节日的时间，可以说是最好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千百年来，节日民俗给中国人一种井然有序的时间节奏、热闹而不失尺度的空间分布。虽然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老百姓也以一种勤勉、节俭的方式过着自己的日子，但庸常的世俗生活因为有了热闹的节日，才构成中国老百姓完整的人生时间，使人生因充满着期待、愉悦而显得非同寻常。

　　传统节日的尴尬

　　20世纪以降，科技革命突飞猛进，传媒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使得世界逐渐成为一个“地球村”，人类的生活方式、组织形式乃至文化意识的巨大变化，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世易俗移”。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传统文化显得有点尴尬，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已无可奈何地逐渐被“淡化”；以节日民俗而言，很多传统节日变得徒有虚名，有些节日甚至已经名存实亡。例如，传统的中秋节，人们在种满桂花树的院子里赏月，听嫦娥奔月的故事，对月高歌，把酒问天，是一道非常富有诗意与想象力的壮美情景。可如今拔地而起的座座高楼，到处闪耀着刺眼的霓虹灯，人与月亮日渐疏远，赏月习俗式微，中秋节只剩下月饼的传递。其他传统节日，如春节就剩下年夜饭，端午节剩下粽子，元宵节就是元宵和汤圆……

　　现代化促使人们改变了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渐渐漠视于传统节日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许多传统节日逐渐被“淡化”与“矮化”。

　　从禁忌到娱乐

　　节日得以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个民族主体的精神活动。

　　原始社会，人们最基本的精神活动就是原始崇拜，祭月、拜月，成为日后中秋节赏月习俗的源头；星辰崇拜中对织女星的祭祀，正是后世七夕拜星、乞巧习俗的上源之一。上古社会的人们为了生存，小心翼翼地规避许多灾难和祸患，并衍生出诸多的禁忌。这些禁忌对于节日风俗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对自然火灾缺乏科学认识，就提倡禁火冷食，可称得上是寒食清明的源头；在每年春季正是瘟疫容易流行的季节，人们采取祓禊防疫，这就是上巳节（三月三日）的来历；还有五月炎热酷暑来临之际，也正是流行病易发时期和发病率较高的时期，古人认为这是一个恶月，五月五日更是恶月恶日，连出生的小孩都不吉利，从而导致了端午节一系列风俗的形成。同样，九月九日重阳节，主要的活动是远足登高，以避疫疬。

　　中国传统节日大抵起源于先秦时代，而定型于两汉时期，如元旦、元宵、寒食、端午、七夕、重阳等，到了两汉大都基本定型。这不仅是因为“汉承秦制”，更重要的是国家的统一，社会出现了各种节日风俗得以定型的土壤和条件。到了唐宋年间，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异，节日生活开始大规模地与城市生活密切结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从一向充满迷信、禁忌、祓禊、禳除等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而向着世俗化、娱乐型的方向转变，成为民间真正意义上的“佳节良辰”。明清以降，中国的节日风俗进入了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今日中国社会生活所运行不废的节日风俗，在明清时期基本上定型。

　　传统节日的走向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的产儿，传统节日本质上大都是农村的节日。可是，眼前的社会却是向城市化迈进的迅猛势头。从这个角度看，当代青年追逐时尚流行、喜好西洋节日，也不能简单斥之为“崇洋媚外”。其中的变异值得细细玩味。

　　传统节日主要依凭着民间乡土社会世代相传。而当代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现代媒介开始大规模地侵蚀传统节日文化，首先是改变着传统节日背景下的人与人的关系。

　　人们在传统节日中的直接参与、亲身体验变成了间接参与、间接体验。再加上受商业利润最大化因素的制约，这原初本真的充满人性之美的节日内涵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媒介在利益驱使下所制造出来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和普及化的“人工狂欢节”。当技术作为人的延伸独立于人后，产生的异化力量，使得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民俗文化逐渐变异直至消失或远离最初的人类本真。

　　在现代传播媒介日益兴盛的环境下，在市场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最要紧的是加强对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视与保护。从自然生态与人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方面，去关注那些与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保护与传统节日相关的游艺、祭祀、饮食等习俗相互依存着的民间艺术。

　　中国传统思想一直受“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以适应自然为标准，民间文化就是产生于这一环境之下的，我们如今传承这样的尊重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精神，是保护民间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出路。

　　（作者为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