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是当今著名学者，数十年来勤奋写作，著作等身。季老曾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提到他的恩师董秋芳，甚至在谈到“近代绍兴有许多仁人志士”时，把董秋芳与鲁迅、蔡元培相提并论，可见他对恩师的怀念和尊重。

　　1929年，董秋芳在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任国文教员，学生中就有季羡林。当年季羡林的一篇课堂作文，受到老师董秋芳的赞赏和推崇，不仅向全班学生宣读，并且还将该篇作文在学校公示窗展出。在老师董秋芳的提携、教诲和赞扬声中，季羡林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激发了极大的写作兴趣，从此毕生勤勉于写作事业，至今已96岁高龄，仍笔耕不辍。董秋芳可以说是季羡林的伯乐，真正的慧眼识珠。

　　董秋芳先生是我的堂大伯。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是我国近代翻译家、教育家。与李大钊、郁达夫、楚图南、丁玲、叶圣陶、楼适夷、周建人等许多革命前辈和文坛名家有深厚友谊，颇多过从。特别是与鲁迅先生的关系，既是学生又是战友。抗战时期，大伯曾应郁达夫所邀，在郁达夫为理事长的“福州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任秘书长兼组织组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解放前夕，大伯在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今杭一中）主教英文和国文两门课程。解放后，任宁波市立中学校长，不久又执教于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1954年调往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担任教育部中学语文教材编辑组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委员。

　　早在北大求学时，因对鲁迅先生一直非常钦敬和仰慕，大伯经常去听鲁迅先生讲课。虽然自己学的是英文，由于对文学的热衷和偏爱，所以时常在礼拜天到鲁迅先生寓所登门请教。1924年，大伯开始在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中国的女子》、《大屠杀后》、《吊刘杨二女烈士记》、《可怕与可杀》等一系列文章，为鲁迅先生所赏识。“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决定暂时离开北京。北京西三条胡同的房子，就委托大伯代为看管，前后达两个月之久，可见鲁迅先生对大伯的信任。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大伯发表了许多革命言论和进步文章。他还与李大钊有了较多的往来，在《忆大钊先生》一文中说：“从大钊先生家出来时，大钊先生总要亲自送到门口，并殷殷叮嘱‘当心侦探’。”大伯的革命思想和激进言论，自然为当局所不容。他从杭州逃到上海，躲住我家，先父当时是上海邮政总局高级职员。其时也在上海的鲁迅先生认为上海杭州近在咫尺，仍有危险，嘱大伯还是去北平为宜。在《鲁迅日记》中，鲁迅先生提到与大伯之间的相互交往就达33处之多。例如，1927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晴。午后同三弟及广平访李小峰。在天福买食物五元。在广学会买《英国随笔集》一本赠三弟，晚李小峰及其夫人招饮于中有天，同席郁达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语堂及其夫人、章依萍、吴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广平，饮后大醉，回寓呕吐。”

　　1926年8月，鲁迅去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离开北平时，鲁迅先生希望大伯在《京报副刊》和《语丝》上发表过的根据英译本转译的俄国短篇小说和散文，能整理出来，结集出版。大伯遂对自己的译文作了进一步细细校阅，并把书名定为《争自由的波浪》（高尔基小说篇名），然后寄给鲁迅先生审阅。鲁迅先生接稿后写信给陶元庆：“……还有一点，董秋芳译了一本俄国（革命以前的）小说，叫作《争自由的波浪》，稿在我这里，将收入《未名丛刊》中了，可否也给他一点装饰。”让当时著名美术家兼书籍装帧家的陶元庆，为该书设计封面装帧。在鲁迅先生的关心扶植下，《争自由的波浪》一书，于1927年1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入《未名丛刊》发行。鲁迅先生还为此书写了1000多字的《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作为该书的序言，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获悉噩耗后，大伯悲痛万分，当即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的哀悼文章，11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多样文艺》杂志上全文发表。文章称颂鲁迅先生是“人类中伟大的精神斗士。敢于辛辣地刺破历史现实的丑恶的精神斗士。”文章怀着崇敬的心情，“对中国掀开历史新页的新文化运动开山鼻祖的离去而感到无限悲痛。”“决心朝着鲁迅先生为旗手的新文化方向努力迈进。”晚年的大伯像焕发了青春一般，他努力学习鲁迅精神，发扬鲁迅精神，宣传鲁迅精神。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完成了《回忆鲁迅先生》、《伟大的思想家鲁迅》、《鲁迅精神对我们的感召》、《鲁迅言论杂忆》等许多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