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上午，瑞典高教署署长佛罗德斯特伦先生在演讲中说，高校正在经历一个全球化时代，并进行国际化变革。在未来几年，各国大学之间将形成课程互认机制。如果一所高校的课程不能获得其他高校的认可，这所学校将可能招收不到学生，面临淘汰的危险。

　　瑞典是举世公认的高等教育强国，该国的28所大学虽然自认为都够资格与他校形成课程互认，但在佛罗德斯特伦看来，只有其中五六所大学够水平和浙江大学建立这种机制。

　　他说，瑞典的大学教育经费95%以上由公共财政支付。但是，这种拨款是有条件的，即按毕业生的人头拨付。反过来说，如果你招收的学生不能达到毕业水平，则不能得到拨款。因此，学校必须有好的教育体系，鼓励学生在大学里有所创新。

　　“我们大学的理念是，不要培养会回答问题的学生，能提出问题的才是最好的学生。现在是网络时代，答案随时随地都有，但只有提出问题，才是有价值的思考。” 佛罗德斯特伦说，“现在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高中生，可以实现远程跨国界合作。他们之间没有隔阂，更喜欢在全球范围内工作，也因此更依赖科学和技术进步。”

　　佛罗德斯特伦摸着自己的校徽说，如今是全球化的时代，他来到浙江大学就跟在瑞典一样，氛围和在家里差不多。他来了，就是大家的一份子，要在这里工作。

　　在这种状况下，以前是数理化走遍天下，而现在是服务走遍天下。随着工业化趋势，全球性的大公司不断涌现，加上技术支撑，大学必然随着工业化一起国际化，否则它就没法生存。此次和浙大合作建立研究中心，正是这种趋势的体现。

　　正因如此，“如果一所大学的课程得不到其他高校的认可，学生就会跑掉，大学在竞争中就会失败。”

　　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香港高校在内地一共招收超过1400名新生。2006年，北京市文理状元双双放弃内地名校赴港攻读的事实，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香港高校的国际化背景，是内地学生最看重的因素，这使内地高校感到了强大的压力。

　　而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高校可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与国际名校争夺优秀生源的压力。

　　斯文·李丹以诺贝尔奖为例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籍，只能表示实验室在哪个国家，而不能说明科学家的国籍。哪个国家能提供这样的研究室，哪个国家就能获奖。而哪个国家能够提供这样的实验室，与该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就比如大学的全球化是随着工业的全球化一样。

　　他通过分析诺贝尔奖的分布发现，在1901年到1920年间，得奖者基本都分布在西欧国家。但在战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国际化做得最好，诺贝尔奖获得者不断涌现。而到了最近，日本人在2000-2003年间连续三次获得化学奖，这反映了日本经济的国际化竞争力。

　　“中国现在处于上升期，发展很快，只要有独立的研究，科学家进行有兴趣的而非功利性的自由研究，将很快获得诺贝尔奖。” 伯尔杰·约翰森说，“不要忘了科学发展与兴趣的关系。整合好经费和团队资源，就能做很好的工作。”

　　“中国不缺东西，就缺时间。” 伯尔杰·约翰森说，现在这一代大学生都是具有国际视野的，这是中国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