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虽无植物 草木在他心中

　　见到吴征镒是在他位于昆明的家中。身体的原因让这位９２岁的老人几乎已经足不出户。

　　吴征镒家所在的这个居民小区草木扶疏，很多人家的阳台上都种了漂亮的花草。可这位一生研究植物的科学家家里却什么植物也没有种。

　　那些花草树叶都清清楚楚地记在他的脑子里、心里。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古话说的是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吴征镒院士曾亲笔书写了这八个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

　　从懵懂孩童到耄耋老者，吴征镒一辈子沉浸在他钟爱的植物学研究中，践行着“极命草木”的精神。

　　他参与组织领导《中国植物志》的编纂，为中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建立了户口本。他在这部历时４５年完成的植物学巨著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完成了全套著作２/３以上的编研任务，并重点完成了一些大科、难科的研究。

　　在七十多年的植物分类研究中，他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１７６６个，涵盖９４科３３４属，是中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他全面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种子植物的组成和来龙去脉问题，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等创新观点。他对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及其历史来源的论述，是植物学、生态学领域的经典篇目。

　　他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提出了诸多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设想和建议。１９５６年他率先向国家提出在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提出了在云南建立２４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具体方案。１９９９年，他又提出了建立国家“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设想……

　　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１９８３年，吴征镒到英国考察，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安排请中国植物学家鉴定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

　　吴征镒用放大镜认真观察了标本，然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他对植物研究的精深和超群的记忆力，令英国人赞叹不已。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所长李德铢告诉记者，由于对植物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广博知识，吴征镒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在西南联大任职期间，他在茅草房里创建了一间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标本室，这个极为简陋的标本室竟然拥有两万多号标本；他在云南进行了大量的科考调查，和几个年轻教师一起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土地庙里自画自刻自印，历时３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图谱》。

　　他还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抄录和整理了我国高等植物各种属的文献记载，以及这些植物的分布，完成了一套３万多张的中国植物卡片，成为后来《中国植物志》最基本的资料之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在“牛棚”中完成了《新华本草纲要》的初稿，对当时中草药名物混乱的情况进行了大量校订，为我国中草药的规范化、科学化和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摔跤冠军”

　　与很多科学研究一样，植物学研究离不开野外考察。吴征镒以花甲之龄，仍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上留下了他的足迹，塔什库尔干沙漠里的仙人掌与他说着只有他才懂的语言。

　　植物王国云南更是吴征镒考察最频繁的地区。每逢雨季，云南的红土地让这位植物学家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吴征镒长了一双平脚板，走路不稳，经常摔跟头。

　　“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叫‘摔跤冠军’，但是他满不在乎，因为摔跤还给他带来过意外收获。”昆明植物所原所长周俊院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文山考察，吴征镒在密林中摔了一跤，当他坐在地上的时候发现了一棵白色寄生植物，仔细一看就认出是“锡杖兰”，这是中国植物分布的新记录。

　　在考察的基础上，吴征镒主编完成了《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地区植物志，还主持或参与了《中国种子植物数据库》《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编写工作。这些积累和研究为现在生物多样性、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分子进化与系统发育学等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国际植物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吴征镒先后参加和主持了《全国植被区划》《中国植被》《中国植物志》等大型专著的编写工作。他总是自己做最基础的工作，从野外考察，到写出名录，再带领大家分科分属编写。

　　当得知自己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时候，这位一生淡泊名利的老科学家说：“我的工作是大家齐心协力做的居多，今天个人得到国家如此重大的褒奖，我只能尽有生之力，多带一些年轻人，带他们走到科学研究的正路上。我愿意把我的肩膀给大家做垫脚石。”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