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类纪录片《森林之歌》已经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落下帷幕。然而曲终人未散，余音袅袅仍萦绕耳边。荧屏之外热评如潮，有赞好的，有挑错的，但却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这部被称为“中国首部大型自然类纪录片”的热情关注与支持。有网友在网上留言发表议论说：“品尝过美国的Discovery，也品尝过获得国际大奖的《迁徙的鸟》与《帝企鹅日记》，但就是这样被国际美食养刁了的胃口，在遇到《森林之歌》这道中式大餐时仍然要感叹一声不容易。虽然还稍欠火候，有些稚嫩，但亦足以让我们欣喜地大呼，我们中国人也能拍出这样好的自然类纪录片了。”

　　与观众的兴奋相比，总导演陈晓卿在谈到这部耗资1000万元，历时4年，承载了许多编导无数心血的“大制作”时，却显得出人意料地从容淡定：“这就是我的工作，一部片子拍完了，这段时间的工作结束了，另一个工作也就随之开始。我不会感到特别激动，也不会感到特别兴奋。就像是一个职业军人，打仗就是打仗，你要是问我打仗的时候有什么令人难忘的事，也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卷走了，留下的只有那时的心情……”

　　

　　●镜头一：“外教”教的很多东西还没用

　　

　　同样是歌颂我们的森林，但歌颂的方式会有很多。尤其是体现在电视艺术中，我们不能直接告诉观众，我们的森林很美呀，要爱护森林呀，而是要讲一个故事，通过一件小事，让观众看到森林的美，看到森林的可爱，看到森林的不容易和森林面对的严峻形势。通过这些，让观众心领神会到我们最初所说的目的。

　　4年前，当陈晓卿最初进入纪录片《森林之歌》的创作集体时，对这部纪录片的预想并不是像今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那时候的定位是介绍我国的森林建设成就、森林现状与森林保护情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纪录片。

　　这样的片子对于编导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找个撰稿写上几集，然后依着内容往上码画面就行了，根本不用费什么脑筋与心思。但如果这样做的话，不仅技术含量很低，连电视的一些独有的表现优势也都会一并失去。

　　为此，陈晓卿和制片人魏斌都感到并不甘心。然而，他们所设想的拍摄方法此前并没有在国内大规模实施过，没有比照，投资方并不相信他们能够拍摄成功。但是，制片人魏斌反复坚持，投资方答应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无形之中，陈晓卿感到自己的肩头压上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当《森林之歌》还在筹划的时候，一个念头就在陈晓卿等主创人员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要像国外的同类题材作品一样完成拍摄”。尽管大部分的编导之前从事的都是人文纪录片的拍摄工作，从未涉及过自然类题材，但陈晓卿却成竹在胸。为了给编导们“恶补”自然类纪录片的拍摄知识，他像中国足球队请外国教练一样，从国外请来一批自然类纪录片的制作大师进行培训。但后来编导们发现，在这方面中国也有着特殊的“国情”，很多老外教的东西我们还没用。

　　比如有一节课专门讲的是在面对凶猛野生动物的时候如何保护自己。在授课的外国专家——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摄影师Neil看来，野外拍摄是十分危险的，他自己就曾经被熊拍过一巴掌。但是他不知道，在中国，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是比较少的，不只是熊，就连老虎看到人都掉头便跑。编导们每天发愁的不是遇到动物如何自保，而是根本就找不见动物的影子。

　　陈晓卿幽默地说：“现在在电视画面中看到的那些动物，都是不知道给它们行贿了多少好吃的东西，才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露一下脸。熊和野猪，我们都是用1吨多的玉米，让老乡每天去定点投放，才哄得它们渐渐失去了戒心。”不仅如此，在拍摄过程中，还因此而上演了一出编导失踪记。

　　这天，陈晓卿照例给一位编导打电话询问拍摄进度，但打了几次，这位编导的手机都是关机。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人就像失踪了一样，和所有人失去了联系。这可把陈晓卿急坏了，他已经走了10多天，按照摄制组的拍摄计划早该回来了，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没了消息，他们工作的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这要是出了事可怎么办。

　　正在陈晓卿为了摄制组成员的生命安全忧心不已的时候，手机在锲而不舍的反复拨打下终于接通了。那位编导承认错误说，他到秦岭自然保护区是来拍金丝猴的，但找了14天，连猴子的影子都没见着，回去吧，有点不甘心，又怕陈晓卿打电话，来催进度时没法交差，于是索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关了手机一心一意找猴子。

　　原来是虚惊一场。陈晓卿为这位年轻编导的小小“心机”哑然失笑，随后义正词严地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你再找两天，找不到就放弃这个项目回来吧。”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2天，这位编导就如愿找到了金丝猴的踪迹。

　　

　　●镜头二：故事永远是动词

　　

　　对于电视纪录片来说，最主要的是观众要看。观众就相当于前面的一个1，而意义就是后面的无数个0，可以是100，是1000，也可以是10000，但就算片子再有意义，观众不看，没有前面的那个1，你得到的也只能是0。

　　像国外的同类题材纪录片一样拍摄，就意味着工作流程上也要与国外一致。因此，《森林之歌》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扎实，光剧本创作就花了一年多时间，从文案到剧本，到分镜头脚本，都非常细致清楚，然后才开赴野外实地拍摄。与以前看到什么就拍什么不同，在拍摄之前，编导们就拟订了详细的工作计划，今天拍什么，明天拍什么，大家心里有数。

　　在陈晓卿看来，纪录片故事化是一个潮流，是合乎市场规律的表现。过去我们拍摄的科普式教育式的纪录片，它的知识性是第一位的。而现在，我们要把它的趣味性提到第一位来。要设置兴奋点，不让观众跑掉，这就必然要求有一个强大的故事作为支撑。为此，陈晓卿给编导们设立了一个标准，就像好莱坞编剧卖剧本时一样，3分钟，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而且必须打动制片商。就这样，《森林之歌》的剧本可以说几易其稿，充满波折。

　　比如讲金丝猴的那一集，编导最初对陈晓卿说的是，要讲一个秦岭山地野生动物家园的故事。陈晓卿一听，不行，这个不是我要的，这是故事的背景，但不是故事本身，故事永远是动态的，是动词，不是形容词也不是名词。

　　最后，金丝猴的故事演变成了一个仇杀的故事，一个新猴王和老猴工争夺王位的故事，陈晓卿这才满意地点头通过了。陈晓卿说，别看这是纪录片，其实和拍故事片一样，每种动物都有角色。你看，那只母金丝猴就是一个女演员，风情万种；那只公金丝猴就是一个男演员，目光中还带着淡淡的忧郁，它们就在这山林的舞台上，自发地演出了一场《哈姆雷特》……

　　就这样，《森林之歌》的每一集都有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故事，热带雨林讲的是一个竞争的故事，长白山红松讲的是一个种子传播的故事，武夷山的竹子讲了一个爱情的故事，而新疆的胡杨讲了一个坚忍的故事，“虽然经过了一些技术性的处理，但我们的立场是为普通观众服务的。”

　　

　　●镜头三：精打细算的拍摄

　　

　　陈晓卿在他的博客中幽默地写道：“就工作而言，我认为片子是那些编导和摄影兄弟们的功劳，与我无干，我的角色更像是一个produce manager，即所谓的制片经理。这事儿搁解放前就相当于夹着个算盘的管家。”

　　1000万元的拍摄经费，曾经让多少同行心生羡慕。但是你知道吗？法国《迁徙的鸟》耗资3500万欧元，BBC的《地球脉动》投资1700万英镑。

　　和这些国外同类题材的纪录片相比，陈晓卿心里清楚，手头这1000万元，也要勒紧裤腰带，才能拍出一部像样的片子。最初，摄制组想使用高清设备拍摄，但是一算钱，实在是太贵了，只好采用普通的标准机器格式来做。还好，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专家Robert为他们打了一剂强心针，他拿着中国摄影师的设备说，我在全世界用了那么多机器，你们这个机器可是最好用的。在培训课上，编导们看到了这位国际知名的摄影师用DV拍摄的获奖作品《尼亚加拉瀑布的熊》，画质非常清晰，这令他们更加相信，没有不好的机器，只有不好的摄影师；没有不好的剧本，只有不好的导演。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将这部纪录片拍好的信心。

　　然而，要做到和国外同类题材纪录片一样的效果可以说是太难了，“我们的投资只有人家的三十分之一，这就注定了我们不可能真正做到像国外一样拍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花钱，而我们常常是拍三四天的镜头只能在电视上放10秒钟”，陈晓卿无奈地说。他们在拍摄过程中是想尽办法节省成本，“其实有些设备我们不是没有，技术也不是没掌握。比如延时拍摄，我们可以从一棵树绿叶拍到开花，可是这样的拍摄需要20天，一直要有人在那里操作机器，而我们的投资决定了不可能支持那么长的周期。”

　　再比如移动镜头，整套设备运进去就至少需要请10个民工，所以摄制组的移动镜头拍摄基本上靠的是人力，在两棵树中间拉一段绳子，摄影师放个架子坐在上面，像溜索一样滑过来，可以达到非常相似的拍摄效果。

　　还有航拍，国外拍摄这样的片子动辄就使用直升机，但陈晓卿算了一笔账，直升机使用1小时要6万元，完成一次拍摄要30万元，还要等天气，因此整部《森林之歌》的拍摄仅动用了两次直升机航拍，陈晓卿就再也不敢打这个算盘了。

　　但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编导们还是不辞辛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初来做培训的外国专家看过片子后赞叹地说，第一次，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镜头四：交错在遗憾与理想之间……

　　

　　《森林之歌》并不是最好的自然类纪录片，它是一个命题作文，很难用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森林的观察，实现一个个性化的解读……

　　尽管《森林之歌》的拍摄基本上达到了陈晓卿的预想效果，但如今回味起来，却还有着或多或少的遗憾。遗憾有些是自然条件造成的，也有些是人为造成的。

　　比如讲红树林的那一集，红树林本来是一个被损害的守护神的形象，但是因为拍摄期间的一年都没有刮台风，故事中最动人的东西就没有体现出来。再比如有一个镜头拍的是蚂蚁把胡蜂抓住杀死，由于编导的敏锐性不够，没有成功地捕捉到蚂蚁抓到胡蜂的那个镜头。

　　陈晓卿说，作为一部试水的作品，《森林之歌》还有着广阔的发展和进步的空间。他理想的自然类纪录片，应该更灵动一些，更解放一些，充满了个性色彩。他非常喜欢去年上海电视节获金奖的一部法国自然纪录片《Jaglavak》（《红蚂蚁》）。Jaglavak是非洲的一种红蚂蚁的名字，它是白蚁的天敌。故事说的是在一个小村庄里有一户农民，家里房子的木头都被白蚁啃光了，为了驱除白蚁，他请人在房间里洒满了防治白蚁的药物，可是没有用。无奈的农民只好请巫师来作法，祈祷Jaglavak神灵的佑护。最后，农民自己在田野里用帽子兜了一群Jaglavak回家，然后和儿子充满兴味地坐在那里，看红蚂蚁大战白蚁。

　　“虽然是一部自然类的纪录片，却用非常人文的视角切入，充分展示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人文环境，并且它的主题非常博大，不会集中在某一个固定的点上，让人深深思考。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但解决困难的方法可能会有很多，那么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能不能找到自己的Jaglavak？”

　　

　　●镜头五：回响

　　

　　我的一生都充满着阴差阳错，上学的时候，本来想做一个文字记者，就因为我个子高又不近视，把我调到摄影系去了，而我在那之前连相机都没摸过。后来我成为了一名摄影师，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部片子没有导演，我就被抓来充数当了导演。就好像一条生产线，原先是生产肥皂的，结果一声令下说，不能生产肥皂了，要生产方便面，没办法，就学着生产方便面吧。就这样，先是做现实题材的纪录片，1996年开始做文献题材的纪录片，2000年又开始做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几乎纪录片中能够涉及到的种类我都做过了……

　　尽管陈晓卿自嘲自己的人生是身不由己，但是在这样身不由己的人生中，陈晓卿仍然过得有声有色。当年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陈晓卿有过一个愿望，就是要拍一辈子片子。如今人到中年，看来这个愿望倒是实现了。作为《见证·影像志》的制片人，陈晓卿现在已经不再亲自掌镜，但令他深感欣慰的是，自己带出的徒弟都已经青出于蓝。看到这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陈晓卿总会想起青葱岁月时的自己，不过现在的他在面对作品的时候，已经少了一分年少轻狂的冲动，多了一分冷静、自制与深沉。

　　“年轻的时候拍《龙脊》，看到那些孩子读不起书我也跟着哭，看到一个民办教师临死前告诉自己的女儿要子承父业，我也感动得流泪。而如今，我会想到他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有对职业的执著与忠诚，还有对女儿将来失业的忧虑，从而力图向观众展示一个开放式的、多元化的思考空间。《森林之歌》也是一样，老猴王死了，它的太太很伤心，这样的情感宣泄就跌入了爱情至上的固有模式，并且猴子的动物性永远大于它的社会性，而最后实拍的结果也证实了，它又重新适应了新猴王的家庭。”陈晓卿就这样，将他对纪录片的领悟和感受，毫无保留地教给自己的徒弟。不仅如此，如今的陈晓卿还有着一个新的目标，他正在酝酿一个电影剧本，等待着下一个机会的降临。

　　时光在讲述中匆匆流逝，黄昏的阳光透过窗子照在陈晓卿身上，他似乎也成了纪录片中的一个人物，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明暗错落的清晰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