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最美的书”的评选，您一直是参与的吧。

　　袁银昌：是的，从第一届开始我就做评委。

　　记者：通过这个评选能够产生出“中国最美的书”吗？

　　袁银昌：这个评选和其他一些评选比较，在运作模式上是很国际化的，整个过程都相当透明，包括评委有一半以上是国际评委，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公正的评选，反映了国内图书装帧的水平。

　　记者：到书店里去看，书籍的装帧设计确实是花样翻新，但究竟什么是书的美呢？作为一个普通的购书者，我常常怀疑有些图书是不是显得太华而不实了？

　　袁银昌：花哨当然不等于美。现在是有你说的这种倾向。上世纪90年代之后，电脑参与到书籍设计当中来，设计者的手脚一下子放开了，这一方面提高了图书装帧的表现力，但同时也会让一些设计者显得太注重效果。你会感到书里的元素太多了，而书本身的特点，要表达的思想却比较缺乏。

　　记者：借用一个术语，图书设计的美是不是首先应该遵循人体工程学的原理，符合人眼的习惯。比如有些书内文的字体、字距、行距变化很大，虽然好看，但读起来很吃力，倒不如以前的书，基本是一致的。

　　袁银昌：以前对内文的这些东西是有统一标准的，当然，那样又显得太单调了。有变化是好的，但好的书籍设计者要让自己的设计符合书的内容，尽量让设计含蓄一点，雅洁一点，要突出的是书，而不是设计。

　　记者：特别是一些畅销书，外形很夸张。

　　袁银昌：嗯，像《藏地牛皮书》，当时很轰动，后来还有许多跟风的。那本书确实是很有创意的设计，但如果仔细去读，会感到吃力。现在不少设计师又讲究简约之美。我想，书籍的设计应该是多样性的。

　　记者：那么，最美的书有标准吗？

　　袁银昌：至于对“最美的书”的理解，这几届我们评选下来，实际上也在逐渐改变。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强调表现书的本质。你看第一届的时候，豪华的、大部头的、采用昂贵的材料的书籍在获奖图书中占了很大比重。而到这一届，许多在市场上流通的，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都有入选，还有不少小开本的。以前获奖作品要装几大箱子，这届只要一个箱子就装得下了。

　　记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虽然是所谓的读图时代，但设计平庸的图书还占相当的分量。您一直在出版社担任美编，现在是艺术总监。但不少出版社目前好像没有很重视这个职位，有的出版社只是一些没有多少经验的新人。

　　袁银昌：出版社过于注重眼前的利益，造成一些短期的、廉价的设计。这种情况还是很常见的。

　　记者：从您的经验来看，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美的图书呢？出版社把图书外包给像您这样的工作室，这是不是将来的一种趋势？

　　袁银昌：至于设计者独立化，这也有可能。不过，在目前，一般的设计者要靠单独书籍设计还是很难独立生存的。比如设计费要1万元的话，可能出版社觉得，我这本书的利润还没这么多呢。

　　记者：能介绍一下您的得意之作吗？您又是怎么在书的设计中考虑美的因素的？

　　袁银昌：我设计过一个系列的图册《画说中国》，有16本。我为这套书花了许多心思，包括导读、知识点、大事记、图片的安排等等，像这样元素比较多的图书是比较难设计的，我的宗旨是使得读者更方便地阅读。这套书我是比较满意的，大家看了也觉得能够接受，发行也不错。

　　还有《锦绣文章》，讲中国传统刺绣的。你在新闻中可能看到过，是胡锦涛总书记赠送给耶鲁大学的书中的一本。他还专门向外国朋友介绍了这本书里的画页的意思。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前后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作者是上海艺术研究所的所长，他提供了几千幅照片供我们选择，选完之后，许多历史图片都要一张张修复，这就用了5个月。包括用纸，也是选了五六种不同的材料，反复试验，最后选的这种进口特种纸，不是很贵，但质地很好，特别符合这类题材的色彩表现。这本书获得了“中国最美的书”等奖项，还获得了印刷金奖。

　　记者：我听说您有许多业余爱好，像烹饪啊，听音乐啊，还是位发烧友，这些对您的图书设计有影响吗？

　　袁银昌：呵呵，烧菜现在很少了。以前倒是自己动手做过喇叭什么的。现在别人到我工作室来，也都会说，气氛不错，我这里总是洋溢着音乐的。这些我觉得对设计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像节奏啊，韵味啊，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美应该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