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遇到家属或关系人不签字或不接受手术治疗的情况，将仍会照以前的方式处理。这是北京市朝阳医院法律顾问胡文中11月26日中午面对众多媒体记者作出的表示。

　　这是事件发生后医院第一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连日来，肖志军事件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相关报道连篇累牍，将一个特殊个案变成了公共话题。

　　面对同样的事实，舆论的立场和视点却颇多差异。在讨论之中，法律、权利、道德、人情、责任、制度等话题无所不及，大大拓展了事件本身的意义和影响。

　　影响所及，医院据以行动的相关医疗规则自然成为争议的焦点。据报道，北京两位律师上书国务院，建议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他们认为，《条例》第33条有违医疗机构救死扶伤的宗旨，存在侵犯患者生命健康权利的隐患，应予以适当修改，从而更好维护患者权利，也为医护人员创造“更为宽松的执业环境”。

　　由个案的发生到一般性制度的变革，这是很多热点事件产生的最终结果。不过，就此次“拒签”事件而言，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之事要审慎研究。

　　诚如法律专家所言，手术签字的制度设计，乃是着眼于维护公民的自主权和自由意志，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同时规定了作为专业人士的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限制了他们可能滥用权利的可能性。在立法意图和具体实践上，它并不能成为医疗机构见死不救或医务人员推脱责任的“挡箭牌”。如果贸然取消或弱化这一程序，结果可能非但无以强化医疗机构的救治义务，反而使患者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

　　事实上，《条例》第31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应当“见死必救”。

　　而33条的“签字”规定表明，在如何救治的问题上，医疗机构必须取得患者及其相关人员的同意，双方达成共识。一般情况下，这两条规定并不发生龃龉，因为患者一般相信并依靠医疗机构的专业判断。

　　但两者潜在的冲突也埋伏其中——当患者一方对救治方法产生怀疑时就可能拒绝合作，而肖志军的偏执、迷信恰恰就挑破了隐含的紧张关系，造成了冲突。这一个案较为特殊。

　　当然，有冲突就必须设法消弭，不能因为小概率的“潜在”就坐视不理。有论者提出，医疗机构应当通过加强自身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来摆脱上述困境。这一方法强调了医疗机构的道德勇气，偶尔几次也许可以，但其背后巨大的诉讼风险却很容易瓦解这样的勇气。

　　所以，在鼓励医疗机构敢于担当的同时，还必须有完善的裁判机构和制度来认定其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原则是：既要保护医疗知识缺乏的患者，又要为敢于担当责任的医疗机构解除后顾之忧。

　　（本报综合《光明日报》、《法制日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