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8月，我背起一个发白的牛仔包，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深圳这座灼热的城市。

　　经老乡介绍，我很快在石岩镇一家企业做技术员（也就是机修），每天架模、换模、修机，白天8个钟头不算，晚上从6点至少加班到11点，下班打卡已是第二天是寻常事。上班犹如上战场，半天时间却难得一次上厕所的机会，就是有机会去，也是一路小跑。人整天又累又困，经常是下班回宿舍，见着床就一倒，马上就睡着了。幸好姐姐和我同在一厂，每天满是油污的衣服都是她不声不响地拿去洗净叠好放在我的床头。一个难得的星期天晚上，我趴在床上，一口气写下一百多行的打油诗《加班、加班、再加班！》。

　　2000年3月，我又南下应聘进宝安电子厂做仓管员，当时心里一阵窃喜：一直听说做仓管较轻松，我不是贪图安逸之人，我只想少加点班，有点时间爬爬格子。谁知进厂不久，恰遇搬仓，偌大一个仓库的货物连同货架全部从六楼搬到二楼，搬了一个月刚刚搬完，又要迎接ISO检查，每天晚上加班。ISO侥幸过关，悬在半空的心刚刚放下，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香港总公司会计部又要来验货点数，又是一番精心的备战运动……天天晚上半夜三更头重脚轻回到宿舍，等爬上床骨头都像散了架。每天晚上下班时间一到，力争前三名打了卡，便跨上自行车一阵猛踩回到宿舍，抓起底裤和桶就直奔冲凉房。差不多每天都是我第一个冲凉，不是急着去拍拖，也不是急着扑克麻将、出街闲逛，而是想让自己多点时间做一个“爬格子动物”。

　　入住宿舍时，许多人都抢着睡下床，我却找了个没人要的上床，因为上床较高，外侧用纸皮竖起挡住，在里面很安静且少骚扰。冲完凉，爬上吱呀作响的铁架床，拉上布帘、打开风扇、插亮灯泡、拿出纸笔，便把肚皮压在凉席上开始了我的“夜生活”。上得床来已是10点，为了保证第二天上班走路不飘、眼皮不耷，我提醒自己到零点就要睡觉了。就是这一点有限时间，有时候遇到什么事还要额外支出。说出来不怕别人笑话，为了多挤一点时间，我的衣服大多一星期才洗一次，里面的底裤、外面的工衣，我都备有数件，平日一般只换不洗，到了星期天来个大结局，全部搞掂。上班时，我就尽快做好工作，别人在那里海阔天空的时候，我便见缝插针在空白的存仓表上“奋笔疾书”，当然，同时还要做好保密工作，写一行用收货报表遮一行，再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收兵”或用报表将写的覆盖好，正襟危坐，作认真工作状。正班时间一般比较忙，晚上加班相对闲些，逢周末更是鲜有机会高抬贵脚光顾货仓，我便充分利用这得天独厚的季节性优势，拿起笔便一发而不可收。“偷写”的机会毕竟有限且零碎，我就写诗歌和短文，做事时想到的“绝妙好辞”，闪过的精彩断章，酝酿多时只待一吐为快的打工心声，一遇点滴空闲时间便赶忙记下，等有机会再写几句，晚上下班便把那张纸揣在屁股兜里带回宿舍继续修改誊定。

　　2003年3月，一辆长途客车把我从深圳拉到了台州。一个月后，我应聘进了当地的一家大型民营企业集团。一首名为《每天两顿饭一支烟》的小诗是我在这家企业做研磨工时写的。后来，我做了研磨班长、办公室文秘、薪酬核算员兼企业内刊编辑。除了夜晚在租房里还是趴在铁架床或是小木桌上写字，白天上班的时候也可以坐在电脑前名正言顺地写作一些文稿了。如今，我在台州的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任文化专员兼企业报编辑，专门负责公司的对外宣传和企业文化建设，我的工作得到了公司上下及相关单位的肯定。

　　可以说，写作改变或是影响了我的生活。单薄的铁架床，是承接汗水的地方，是生长诗歌的地方，也是我的梦想开始的地方……

　　

　　［作者简介］ 李明亮，上世纪七十年代生，安徽宣州人。1999年南下广东谋生，2003年来到浙江台州，现在路桥区某企业打工。曾在《诗刊》、《星星》、《浙江日报》、《工人日报》、《中华散文》等报刊发表过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