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小说，这都缘于我的打工生活。在我打工期间，遇到了许多一生都无法忘记的事，我不能去改变他们，我也无法改变他们。因为我只是一个不善语言的打工仔而已，只能把自己想说的事用笔写出来。

　　1994年秋天，我从新疆回到四川老家后，无所事事。在岳父的劝说下，到成都的一家建筑工地上做了一名小工。因为我是学徒工，每天只能挣到9块钱，除去生活费用，一分钱都不剩，如果遇到下雨天或没材料就得停工，这一天的生活费就会没着落。两个月后，我告别了学徒生涯，我师傅在这时包了几个工地，我顺理成章地成了代班头，管理几十号人，但我的那份工作得仍然照做。当了代班头后，我更加忙碌起来，每天除了一大早起来去排队准备好一天的沙石、砖头外，还要把工人一个个叫起来吃饭，再给他们派工。一些大师傅常常为难我，只能给他们分配最轻松的活，而没人做的活只能留给我自己。其间，我还要一边负责检查他们做的质量问题，一边应付公司质检员的检查，上班时间基本都在楼上楼下跑来跑去，一直到别人都下班了，才能到自己的工作块上做工。因此，我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如果晚上加班，则要干到凌晨2点钟才能下班。尽管这样，一月下来，我所挣的工钱，却只有大师傅们的一半。我年轻，不怕活苦，也不怕活累，而是那份付出与得到的回报太不相称。因此，我常常一个人在晚上时躺在木板床上发呆，希望有一天能用手中的笔来改变这种状态。

　　1995年秋收时节，几个在浙江湖州打工的同乡回家，我们一起聊各自的打工近况。他们把湖州说得天花乱坠，又是如何地好找工作。那时，我便有了一种渴望，什么时候也到湖州来打工，来圆我的那个梦想。春节前，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我鼓足勇气，不顾家人和师傅的反对，如愿以偿地来到了湖州。与众不同的是，我来湖州时，身上只带了20块钱，好在有我妹子和几个堂兄在这里打工，才得以安顿下来。

　　过了春节，我便四处找工作，几乎是见一个厂就问要不要人。可是，每一家厂里的负责人看到我很矮小的身材后，都摇了摇头。几天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找到工作，来时的那股冲劲也没有了，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同时，我发现自己无论有多么高的志向，如果连工作都找不到，又怎么谈自己的理想？

　　就在我对找工作失去了信心的时候，听到一个老乡说当地某酒厂要招一个人。当即，我连衣服都没有换，与另一个老乡来到酒厂里。车间主任看了我一眼，也摇了摇头，却要我的老乡留下。待那个老乡问清了工资等情况后，扭头便走。老乡走了，我觉得机会来了，硬着头皮对车间主任说，让我试试。车间主任见个子大的人不愿意做工资低的工作，便答应了我：试用半天，如果不行，还得走人。

　　我的试用工作，就是从车间外的场地上抱酒瓶子到洗瓶车间，供应20个人清洗。仅两个小时，我就通过了车间主任的认可，他叫人给我拿来一双胶鞋和围带，正式留下来。

　　就这样，我留在酒厂里打工，一干就是六年。这六年里，我的工作水平不但得了全车间人的赞同，也得到全厂的人赞许。

　　虽然我有一份工作，可酒厂的工作除了上班时间有规律外，下班从没规律，什么时间做完什么时间下班。而且车间主任常常叫我加班。此时，我的那种写作冲动越来越强烈。但我此时已经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家里也拉下一大笔债，我得努力挣钱还债和养活家人。对于写作，我是望尘莫及。

　　1999年，我终于还清所有的债务，此时，写作冲动时时撞击着我的心灵。我的打工生活种种状态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我终于拿起丢了十多年的笔，开始了我的打工小说创作。直到现在，多年过去了，我还在坚持写小说，尽管我至今也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小说来，但在我发表的近600篇作品中，打工类型占了一大半，其中写得最多的还是工地上的生活。正如我写作的小说《民工张二狗》系列中的张二狗，他不是一个工地上的单纯民工，而是一群民工的缩影，他们生活在城市边缘，但他们有血有肉，就像生活在我的内心，他们常常与我在一起，或喝酒或打牌或聊天。他们充实我的生活，给我快乐，也给我创作的信心。

　　我不是指写小说能改变我的命运，至少小说与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小说在我的打工生活中给了我一种无形的帮助，让我学会忍受，学会爱情，学会生活。

　　

　　[作者简介] 李全，四川乐至人，先后在新疆、浙江等地打工，边上班边写小说，已经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近６００篇，现在湖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