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19岁，因在铁路上工作的父亲不幸病逝，当高中毕业证还没有正式拿到手时，在人多底薄的贫穷家庭现实面前，我只有无奈地选择外出打工。在临离开家门时，母亲流泪对我说，到外面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挣到钱时一定要节约多存下来，有了钱做什么事才很方便；并举例提醒我，要是当时家里有钱，我就可以顺利念完大学，用不着那么早就外出去打工了。

　　母亲的话如至理名言，深深刻在我心里。那一刻，我也暗自在心中发誓，一挣到钱就一定好好存起来，不辜负母亲对我的期待和希望。

　　后来，我通过考试和面试，顺利进了一家待遇不错的台资食品厂。刚开始每当到发工资时，我看到同宿舍和工厂里的同事们都大包小包去买好吃的食物与漂亮的新衣服等，而我却装着没有看见一样，视而不见。除了只买点必要的常用牙膏、牙刷、洗发水之类的日用品外，我都立即乖乖地把其他多余的钱存起来。那时我在心里计划着，按我每月的存钱来算，一年后我回家就可带给母亲一万元了，不知道母亲该有多么的高兴啊！

　　可那样的日子过了三个月，我年轻不安分的心就经不住工友们的“诱惑”，把存钱之事抛到了九霄云外。以前每逢周末休息时，工友们来找我一起出去玩，我都因为参加自考看自考书，一一推脱了，可时间一久了，工友们就笑我是个“木头人”，简直不开窍，没有生活情趣。经他们这么一说，想想大家都是同龄人，何苦那么委屈自己呢？于是我就放开自己，周末与他们一道去游山玩水，潇洒去了。

　　这样我不出去不要紧，一出去，与衣着光鲜的工友们一同走路，工友们又说我平时上下班除了工衣，身上总是那几件旧衣服，说我老土，不合时宜。没有办法，我就只得取银行卡里的存款，把自己打扮得“帅气”起来。

　　本来在老家时，小镇上那些高消费的电影院和冷饮室，我是很少去的，可与年轻的工友们在一起，什么电影院和冷饮室，却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可在舒服享受生活之后，我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是，每月月初才发的工资，到月底就所剩无几，而我银行卡上的存款也在一分分减去，心里十分矛盾。当看到与我一起疯玩的工友们每到月底入不敷出，还常去别的平时节省存钱的工友那里借钱才能平安渡过“难关”时，我才恍然醒悟，再也不能那样去随便乱花钱过日子了。

　　在外工作快一年时，在母亲生日的一天，我在商场买了一对母亲在嫁给父亲后一直渴望、而却没有机会拥有的金耳环托人回老家带给了母亲，没有想到母亲在收到金耳环后打电话说我“好了疮疤，忘了痛”，不知道节约存钱。她说趁我还年轻，多存钱，还可以圆自己的大学梦。在电话这边我只有一个劲地称赞母亲说得有道理，心里却在想：要存钱上大学，不知道要猴年马月了。而母亲在临挂电话时，还很善意地问我那时已存入了银行多少钱？当时我银行卡里其实只有六千多元，怕母亲再责怪，我竟平生第一次对母亲撒谎说有了“一万元”。

　　为了遵守外出打工时母亲对我节约存钱的教导，那一年春节我没有回家，休息时也一直呆在宿舍写作或看自考书，没有再与那些潇洒的“月光族”一起去疯玩了。三年后，我因为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的缘故，而被北方一家新闻学院破格录取了，当我怀揣着打工三年多积蓄下的钱去学校报到时，母亲却没有像第一次送我外出打工时那样泪流满面，而是微笑着对我说：“儿子，听妈妈的话没错吧？你这一节约，这不，就把上大学的钱也存好了！”。

　　我转过身，悄悄抹去脸上流出的泪水……

　　

　　[作者简介] 郑建伟，男，出生于上世纪７０年代中叶，重庆市永川人。自１９９５年外出务工，先后在深圳、哈尔滨、南昌、杭州等地打工。至今，在《中国青年》、《珠江文艺》、《北方文学》、《中国旅游报》、《浙江日报》等全国各地多种报刊杂志发表作品，现就职于义乌市一家外贸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