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工诗歌这一称谓，是会场讨论中的一个焦点。对于身份问题，诗歌评论家刘忠说，其实我们都是在劳动，只要你在劳动，就没有什么身份的概念，不要自我贬低或者自我拔高。但他也说了一件小事，他到幼儿园去接孩子，听到孩子在跟小朋友说，我的爸妈都是博士后。他听了之后很惊讶，我们在家里从来没有跟他讲这个，但他竟然就有这种身份意识。在幼儿园里，孩子们已经有了这种身份比较，有的孩子可能特别愿意表现自己家里有钱什么的。这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刘忠说，他后来跟自己的孩子说，他们都是农民的后代。以前有一本很好的书，叫乡土中国，中国就是一个非常乡土化的国家，大家都可以在乡土中找到自己的根。从这一点出发，刘忠觉得，民工诗歌正在纠正着文学的贵族化倾向。

　　诗人兼评论家龙彼德认为，他也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很确切。写诗和作者的身份无关，但事物又是辩证的，他们写作时又确实不能离开民工这个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视角，特殊的感情。这好像是一种悖论。但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就给了我们的诗坛一种新意。要是没有这些特殊的东西，他们的诗可能就和一般业余作者的差不多了。

　　他听了西芒的经历后，由衷地感叹。他说，西芒的经历很有传奇性，拖家带口来到杭州，一度非常困难，要把手表当掉换路费回老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坚持写诗，非常难得。可以说是爱诗如命，当时能帮助他克服种种障碍的，可能就是诗歌的力量。这对于我们这些多年来从事写作的人也是一种教育。

　　省作协诗歌创委会副主任楼奕林女士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都难，一个外地人要在杭州扎下根，确实很难。她前几天刚收到一个读者的长信，也是民工，由于在生活中遭遇困难，心灰意冷，心情很悲观。她给这个读者打了电话，除了安慰，也跟他说了有这么一个民工的诗歌研讨会，请他有空来听听，交交朋友。楼女士觉得，把这位读者和西芒做个比较会很有启发。他比西芒当初外出打工时的年纪更轻，但西芒始终有激情，从他的诗里可以看出来，充满了一种爱，活着就是一种精神。这种诗的精神会鼓励人一辈子。

　　许多发言者都引用西芒的诗说，“没有渴望的心，活着是一潭死水，有了渴望的心，活着就永远年轻”。讨论会上，大家发现，这些来自底层的诗人，常常在作品中表达出他们从日常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哲理，比如，“我从大海里归来，真的，别说了，大海是何等阔大坦荡， 但我知我渺小，小得我无处躲藏，但我不感羞涩，万事从一数起，从此人字大写时我不再渺小”。民工写的诗歌却有着形而上的追求。他们用心灵看这个世界，在具体的生活图景中提炼出了一种抽象。

　　省作协诗歌创委会主任张德强说，现在时髦说原生态，民工的诗可以说是诗歌里的原生态。他们的诗写出了打工者的心情。像西芒的诗很明快，简洁、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疙疙瘩瘩的。情感又很强烈，比如怀念故乡啊，对于家人的爱啊，作为一个出门在外的人，这些情感是特别自然，特别强烈的。而诗的特点就是要有强烈的情感。

　　省作协诗歌创委会副主任董培伦认为，民工的作品是一种生命的体验，生命体验是做茧，把自己包起来，写作是抽丝，一个一个抽出来。你有没有生命体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特别关键的。

　　浙工大教授、文学评论家张欣说，乡村的人们来到城市，首先是为了在经济上改善自己，和乡土文学有一些关联，而传统的农民对故乡的亲情是非常浓厚的，左右为难，表达得非常细腻。到了21世纪，老乡们产生了新的升华，新的需求，他们开始有更多的精神上的追求，走向文学、文化。从这个角度理解民工文学的出现，还发现其中更多的意义。他说，我也常常收到一些民工朋友自己办的诗报，这确实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本来普通劳动者去打工，和诗仿佛是格格不入的，现在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强劲的势头，确实是社会的进步。

　　著名诗人龙彼德是资深的诗歌编辑。他介绍说，过去杂志有一个培养作者的任务。那个时候，对于来自基层的作者可以说是非常关心的，经常帮他们改稿子，把他们的稿子推到最显要的位置。但最近，有十多年了吧，不少刊物缺少了这种帮助。来自普通劳动者的作品甚至不见了。其实，我们关心这些作者，这也不能说是关心弱势群体，相反，这是对文学的关怀，对大多数劳动者的关怀，是对他们主体地位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