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

　　《我的祖国》，这首歌的歌词不足200字，自它诞生到现在，历经五十多年而不衰。在五十多年的沧桑岁月里，有多少人因它而哭而乐而百感交集？它“落户”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像一颗饱满的种子，在人们的心田发芽、开花、结果，花落花开，循环往复，俨然一棵常青树，根深叶茂，从不枯萎。

　　谜一样的“生命”景观，呈现在传唱者、欣赏者、评论者的面前。乔羽笔下的“一条大河”是指的哪条大河？面对《上甘岭》影片中那般惨烈的战争场面，乔羽何以抒情得那样不着“边际”？

　　“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的祖国》诞生于1956年夏天，这年乔羽29岁。将进而立之年的乔羽，是在“迫不得已”的背景下，走上“产床”的。

　　这年稻花飘香的季节，乔羽遵命赴赣东南、闽西一带原中央苏区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目的是写一部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少年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即后来家喻户晓的《红孩子》。红土地上的红孩子的动人故事，赣水闽山的七分美丽，三分苍凉，当地山民朴实厚道的乡风民俗，青春气十足的山里妹子的倩影，都为年轻的乔羽提供了创作激情和灵感。当他正在与当年的老赤卫队员们晤谈，并在他们的指点下寻访当年的战地的时候；当他正在边梳理采访素材边发展采访线索，并处于采访过程“十八盘”紧要阶段的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沙蒙导演的电报却接二连三地“撩拨”着乔羽，约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上甘岭》创作歌词，并希望乔羽能回长影去写。光用电报相约，恐怕不行，沙蒙又把剧本寄给乔羽。乔羽读罢剧本，立即预感到这也是一个有着卓越前程的“孩子”，这不禁使乔羽陷入两难境地。

　　乔羽极为敬重沙蒙，沙蒙的嘱托在乔羽心中的分量是字若千斤。但他又分外贪恋赣闽这片英雄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的英雄的人民。他想一鼓作气把即将动笔的《红孩子》剧本尽可能在当地写好。因此，乔羽几次回电恳请沙蒙就近找人写歌词，免得徒劳往返，贻误时机。时间在电报往返中匆匆而过，两位艺术家各不相让的固执，在电报的字里行间逐步“升温”。当乔羽完成采访回到南昌，坐下来要写《红孩子》的时候，又收到了沙蒙近乎“绑架”之势的电报。电文长达数页，连启程的路线都安排妥当：让乔羽先到上海，由上影厂厂长袁文殊安排车次，尽快赶到长春，电文最后一连用了三个“切”字，三个惊叹号。接到电报的那个晚上，乔羽正在看福建梨园戏《陈三五娘》，电报送到剧场，心乱如麻的乔羽，再也无心看戏，当机立断离开剧场，请当地同志设法买到火车票，当夜登车赶往上海。

　　作家一旦进入自己的作品，与他相伴的唯一“朋友”就是孤独。在车上，乔羽小心翼翼地躲开乘客，不同他们结识或攀谈。当旁边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也就是短短地答个一字半句的，过后，依然独自思索，抽烟，有时呷上一口酒，喝茶，不停地眺望窗外的明知看不清的景物。要不，就从那个带着闽西赣南气味的旧行李袋里取出东西来吃。抽烟、喝酒、喝茶、吃东西，全都成了乔羽这一夜构思《红孩子》的“添加剂”。这一夜，他几乎没睡。人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往往等待着他的不是厄运，便是幸运……

　　车到上海，是早晨8点钟。袁文殊厂长已经为乔羽买好了直驱长春的火车票，下了火车上火车，中间的时间，便是乔羽与袁厂长一个劲地寒暄。迎接与送别都在车站进行，乔羽的征程又多了几分幽默和诗意。当列车随着几声长鸣驶出上海站，当送行的朋友们的身影消失在晨雾中，当乔羽判定列车往北方行驶的时候，说来奇怪，他说不清因何缘故，眼眶里竟涌出了热热的泪水。

　　“长江，长江——”车厢里出现了人群的骚动，所有的窗口都挤拥着贪婪的眼睛。乔羽迅即摆脱思索，和乘客们争抢着一睹长江的风采。这是他第二次观瞻长江。两个月前，他通过这里赶往江西。第一次看到长江时，其突出的感受是惊讶！走出书本和梦想的惊讶！再次看到长江时，其突出的感受是“补课”般的急切和不能再留下遗憾的决心。然而，他想看的一切都没看清楚，大江蒙在一片雾里，列车的震响侵蚀了长江的吼声。他等于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惟其如此，想像中的长江却在他的大脑中奔腾起来……

　　兖州，是津浦铁路上的一个大站，是鲁西南陆路交通的最大出入口，也是乔羽故乡最古老的城池之一。兖州距乔羽的出生地济宁只有60华里，距孔子的出生地曲阜只有30华里，距孟子的出生地邹城只有20华里。车到兖州，浓浓的故乡口音、故乡情调、故乡气息，全都浸润进乔羽的感官里。每一个粗壮的汉子，都是他的兄弟。每一个体态丰满而优雅的、长着漂亮黑头发的妇人仿佛都是他的姐妹和母亲。一见到这种样子的妇人，在他心里就引起这样一种亲热的感觉，以致他的呼吸都窒息了，泪水涌进他的眼里。然而，沙蒙导演的期待，那个时代独有的责任感，使乔羽不能，也不会就此下车，而去看望他的母亲、兄妹和众乡亲。

　　列车缓缓驶离兖州站，乔羽的心却狂跳开来。割舍恋乡情感是痛苦的，但没有办法。乔羽任凭列车北去，任凭激情放出去、收回来，天马行空的思绪伴随其间，乔羽认为这是自己此时此刻的灵魂的最佳安顿方式。列车经泰山、过济南、跨黄河、天津，入山海关、过锦州、沈阳，哐哐当当直达长春。下车之前，他还细心地看了一会列车里程表，从南昌到长春，正好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你想怎么写，

　　就怎么写”

　　下车伊始，沙蒙便把情况和盘摆给了乔羽。《上甘岭》影片的确已经拍完，样片也已经剪出来了。只留下安排插曲的那几分钟戏，等歌出来后补拍。摄制组停机坐等，即使什么也不干，每天也要耗费两千块钱（两千块钱在当时不是太小的数字）。沙蒙摆出这一切的意思，是在催乔羽快写。乔羽也不敢怠慢，忙问沙蒙：“你认为这首歌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呢？”沙蒙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只希望将来这部片子没有人看了，这首歌还有人唱。”

　　乔羽哈哈大笑，这一笑，便把一路劳累全笑没了。乔羽至今仍然无法忘记沙蒙“欲擒故纵”的幽默样儿，既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干么还来个“片子没人看了，歌还得有人唱”的诱惑。乔羽深知沙蒙，沙蒙也深知乔羽。两个人打了近两个月的“地对地”“导弹”，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这一天来之不易。沙蒙甩下那句话，就急匆匆地忙别的事情去了。乔羽也没机会再说别的，吃住都安排好了，什么也不要说了，只有快写为是。然而乔羽万万没有想到，在他急切想写好这首歌词的时候，却出现了临纸踌躇，四顾茫然的状态。

　　上了“产床”的乔羽一摸自己的“肚子”，不见婴儿的踪影，荒唐亦可笑。“婴儿”是有，是《红孩子》，不是沙蒙要的“那一个”。作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残酷”，有的不要，要的没有。乔羽恍若隔世，面前一片空白……

　　“我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岁月的年轮总是平静地转过属于自己的每一天，但是，人们往往在痛苦的求索中装扮着快乐的“节日”。

　　歌词写作对于乔羽，这不是第一次。在太行山北方大学里，他就即兴写过5首，尽管已经丢失在行军途中。他最早的词作还得到过著名《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评论家光未然的赏识和指点。1954年，乔羽为《祖国的花朵》电影写的歌词《让我们荡起双桨》，也已经唱响全国各地。沙蒙把乔羽强拉硬拽到长影，既是对乔羽的深切了解，也是对乔羽的殷殷期望。

　　乔羽在江西已经看过《上甘岭》的本子，他现在找人要来样片，躲在长影小白楼里，翻来覆去看了整整一天。太行山里的长达3年的战争岁月，使乔羽懂得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是什么，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呐喊、狂奔、哭泣、叫骂……国破山河碎的惨烈景象，是乔羽永远为之滴血的心灵“图画”。《上甘岭》的样片，让乔羽重新投入战争，也沉浸在忐忑不安的思索里……

　　在枪炮声中诞生的乔羽，在民族屈辱历史中长大的乔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乔羽，当他面对《上甘岭》这样的战争题材的片子，他为舍生忘死的英雄们而流泪，对惨无人道的敌人而切齿仇恨。然而，当他以艺术家的心灵和视觉，在为这部片子写一首什么样的歌词的时候，他的笔和心却在颤抖中难以安定。

　　他想到过《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保卫黄河》等等惊雷般的佳作，在这些艺术的峰峦间，他徜徉、流连了许久，高山仰止般的感觉，使他不打算再走这样的道路。他的阅历、感悟和此时此刻的心情，注定了他必须寻求适合自己更适用时代的创作走向。

　　用乔羽的话说：“50年代，是我们的国家心情最好的一个时代，民族已经摆脱战争的困扰，各项事业都显示出勃勃生机，那时，祖国的天是蓝蓝的高阔，土地是绿油油的滋润，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情真可谓扬眉吐气喜气洋洋。”对他启迪最深的是，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说，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这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沉浸在春天般艺术氛围里的乔羽，年仅29岁的乔羽，渴望扬眉吐气的乔羽，自然不想让自己的笔触依然留在《上甘岭》那样惨烈的氛围里。

　　依笔者之拙见，当时乔羽至少有以下几种选择：一是依着《上甘岭》大唱英雄赞歌，既贴题，又易来情绪；二是来一个“反打”手法，大唱仇恨歌，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残忍，也贴题，也解恨；三是也可以按照歌颂祖国的思路走，来上几段“地大物博，文化悠久，山河壮美”之类的唱词，也不一定通不过。然而，至今让许多评论家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乔羽为什么开口便来了个“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样的词句？

　　谜面是“水”，

　　谜底同样也是“水”

　　在写歌词的这段时间里，长春下过一场大雨。写不下去，乔羽总是在一个篮球场上转来转去。这天，天气晴转多云，渐至阴云漫漫，突然几个雨点打在了他的脸上，使他有一种灵魂得到了滋润的感觉，半个多月的苦心挣扎、日思夜虑，都在这几个雨点里有了些许滋润。一会儿，雷声大作，暴雨滂沱。只下了两个小时，大地就是一片水茫茫。

　　大雨过后，乔羽在外面继续溜达，发现乐得发狂的一群孩子，正在小小的水沟里放草船。他们在凡是有积水的地方做种种游戏，即使因此为父母所责骂，总觉得一点水对于他们的感情最温暖。

　　这个现实中的细节，使乔羽重新获得了充满灵性与纯净的童年视野。这一视野，穿越时空、地域界限，使他再次沉浸在对家乡大运河、微山湖，对太行山西部的汾河，对长江、黄河、大海的亲切再现和精神皈依。“水”，始终是乔羽创作时灵感闪现的“源头”。此时，一股清爽之风吹来，乔羽的心头宛如清澈小溪漫过。又如陈年老酿，将他近乎凝滞的心态催化开来。经验告诉他，来了！来了！来了！他扭转身，急匆匆地往住处跑，坐在写字桌旁，点上一支香烟。纵观这一生，乔羽几乎总是这样，香烟袅袅的时候，也是妙词佳作开始涌动的时刻。

　　最先“蹦出”来的句子，是“一条大河波浪宽”，乔羽词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了第一句，就等于有了全篇。这是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这一声“啼哭”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生命的“下凡”。半个多月的煎熬、期待，终于有了结果，肯定、否定，否定、肯定，划拉来，划拉去，《我的祖国》的歌词终于诞生了。

　　沙蒙哭了，乔羽笑了

　　也许思考得太多太多，也许等待的太久太久。当他面对“新生儿”在纸上的“跳跃”、“追逐”时，他不禁扪心自问：这样一种角度的作品行吗？沙蒙满意吗？在乔羽“难产”的日子里，沙蒙几乎每天都到他屋子里来一趟，不急不躁，闲扯几句就走人。这反而使乔羽又急又躁，痛苦的滋味难以言表。作品诞生的时辰是深夜。第二天早晨，沙蒙又到乔羽房间来的时候，乔羽把稿子胆怯地交给了他。沙蒙把稿子铺在桌子上，站在那里看了足足半个小时，不足200个字的歌词，沙蒙这样的大艺术家，居然反复看了半个小时！沙蒙看稿子时，两人谁也没说一句话。最后，沙蒙把稿子拿在手中，上下掂了一掂，只说了一个字：“行！”接着，他拿着稿子，笑吟吟地走了。这一天，乔羽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都没有，总感到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第二天，沙蒙果然又拿着稿子来到乔羽的屋里。

　　他说：“你的这一条大河是指的长江吧？”

　　乔羽回答：“是。”

　　沙蒙说：“好极了，我没猜错。那么既然是长江，为什么不用万里长江波浪宽或者长江万里波浪宽，那样不是更有气势吗？”

　　这一问，可把乔羽问了一个愣。和昨天上午沙蒙看稿子的时候一模一样，这回又该轮到乔羽了，他把稿子铺展在桌子上一声不响地看了足足半个小时，脑子里不时闪过沙蒙的建议。亲生的“孩子”重现眼前，乔羽感到既亲切又陌生。最后乔羽说出了这样一个理由：长江的确是中国最大的一条江，居住在这个流域的人口也很多，但和全国人口相比仍然是少数。譬如我吧，我是一个北方土包子，只见过黄河，没见过长江，这次去江西才第一次亲眼看见了它，印象之强烈引发我写出了这首歌词，但这只是一种引发，而不能代替别人的亲身感受。用“一条大河”就不同了，无论你出生在何时何地，家门口几乎都会有一条河，即使是一条很小的河流，在幼小者的心目中也是一条大河，而且这条河上的一切都与你息息相关，无论将来你到了哪里，想起它来一切都如在眼前。因此，我感觉还是用“一条大河”为好。听罢乔羽的陈述，沙蒙不无激动，与其说他被乔羽的才思所折服，不如说他勾起了对自己家乡门口的一条大河的怀想，沉吟片刻，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说：“就一条大河！”拿起稿子，起身告辞了。

　　沙蒙拿着歌词找到了作曲家刘炽。刘炽本是有名的作曲快手，这一回，他竟然比乔羽“憋”了更长的时间。一天又一天，他在住地踱着步，谱了唱，唱了谱，折腾来，折腾去，近20天后，他终于以优美的旋律为这首歌配上了飞翔的翅膀。紧接着，长影请了当时的一批国内擅唱民歌的歌唱家试唱，结果都不太满意。乔羽忽然想到并提出：“怎么不请郭兰英来？”郭来了，一试，在场的人都拍手叫好！录音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的。郭兰英的演唱，使参加录音的工作人员的眼里噙满了泪花。那时，人们基本上没有版权意识。第二天，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支歌。迅即，神州万里都回荡起“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于是，一个历史事实形成了：最先唱响《一条大河》的是郭兰英，最先播出这首歌的是电台。沙蒙的电报请来了乔羽，乔羽的一句话请来了郭兰英。沙蒙的电报让乔羽度过了非凡的半个月，而乔羽的一句话，却让郭兰英唱了几十年的《一条大河》。

　　《上甘岭》电影首播仪式结束的时候，放映室里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沙蒙再也憋不住了，他哭了。

　　听说沙蒙导演哭了，乔羽却笑了。两位艺术家的一哭一笑，等于这首不朽之作真正意义上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