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报道十七大，可要好好写写我们农村的变化！”１０月１３日晚，正在采访报道十七大的我接到湖北老家父亲的电话。父亲手机那边的声音，显得有些嘈杂，看来他的这个电话，是在乡亲们鼓动下打来的。

　　我的老家在湖北省仙桃市农村，６０岁的父亲并没有呆在家，而是和村里的戏班子一起在邻近的监利县乡村唱戏，他经营流动戏台已有三年。前几天，他就挂上了“喜迎十七大、唱好花鼓戏”的标语。

　　前年，村里组建了一个戏班子，父亲花８００元置办了个流动戏台。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一生中最成功的投资，两年唱了８０多台，一台戏收台租费１５０元，净收入１万多元。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曾年复一年地折腾家庭副业：养鹌鹑、种蘑菇，因技术不过关半途而废；烤饼干、做副食，因本钱太少销路不大；搞电焊、跑运输，因设备陈旧打不开市场……

　　１９９０年秋天，我到北京上大学，当时学费加住宿费共２５６元。时任村委会主任的父亲带着我到处借钱，当我从他一向自信的笑容中看出羞惭时，心里一阵酸楚。等我参加工作拿工资了，父亲不再为我操心，可他却让我越来越操心。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是家乡农民较艰难的日子，粮食价格低，洪涝灾害频繁，种田常常亏本。我不时往家里寄些钱，后来干脆把父母接到城里，责任田推给了别人。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４日，我在家里写湖北省宣布免除农业税的稿件。父亲看到后，第二天就跑回老家，要回了责任田。他一回去，竟成了“大忙人”。

　　电话那端，父亲时不时发问：“昨天村里来电话要我到镇里办医保，你晓得报销比例不？”“据说装修厨房也有专项补贴，你知道有多少？”他的这些问题，我都无法作答。虽说我是新华社长期跑农村的记者，但这两年各地惠农举措频繁，个中细节确实难以全面掌握。

　　在乡亲们一阵催促的声音中，父亲嘿嘿一笑，终于念出了他新作的戏词：“三农政策好，农民实惠了，家家住楼房，空调挂墙上，太阳能做了澡堂；文化生活也有趣，年年都要唱大戏，村村公路是水泥，农民种田有手机……”

　　我的农民父亲，我真可以放心了。新华社记者 张先国

　　（据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４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