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党的十七大就将召开。从十六大到十七大，走过高速成长的五年，中国发展再次站到新的历史起点。

　　新的历史起点包括哪些内容，其对于我们今后发展意味着什么，无疑对更好地把握未来至关重要。

　　就此，记者深入采访了长期从事改革发展研究的常修泽教授、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立群研究员、金融研究者何志成先生等专家学者。

　　专家们认为，未来五年的改革发展，必将建之于迅速上升的综合国力、渐入人心的科学发展理念、走向纵深的改革开放进程，以及日益复杂的内外环境基础之上。

　　起点之一：五年翻番的GDP总量

　　五年来翻了一番的GDP总量，使我们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这一起点，既为我们提供了转型期丰富的调控经验与教训，又为解决国内诸多发展难题提供了物质基础，增强了发展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成为中国冷静判断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基点。

　　2001年，中国的GDP总量不到11万亿元；而2007年，这一标志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数字将超过23万亿元。五年间翻一番的GDP总量，既建之于上一届政府打下的坚实基础，又与新一届政府五年来“颇有心得”的宏观调控密不可分。事实上，能将一根高速增长的曲线连续四年稳定在10%左右，在中国29年的改革发展历史中亦属罕见。

　　站在这一新的起点，我们拥有了驾驭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经验，积累了远远难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转型期调控心得，比如“适时适度”，比如“有保有压”，比如市场、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的灵活运用等等；与此同时，如何在流动性过剩与全球化背景下完善宏观调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还需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站在这一新的起点，中国发展的抗风险能力极大增强，并在解决国内诸多发展问题时，有了远胜于昔的物质基础：比如为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上市提供的改制资金支撑，每年多达500亿元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建设，以及2007年已覆盖全国80%县市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等；但与此同时，如何在新的物质平台上平衡百姓更多的期待，如何平衡增长波动与福利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以避免超越发展阶段的过高需求，也成为当前及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而由经济总量变动引发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动，更将成为未来五年中国发展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起点之二：初步构建的和谐框架

　　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与四年的实践探索，不仅使“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渐入人心，同时也成为未来诸多改革的出发点和约束条件；而四年的改革实践，迄今已初步搭建起涉及农村医疗、贫困生教育、低收入者住房等多重基本保障体系。

　　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为起点，中国的改革发展开始进入不只追求“速度与数量”，同时更加注重“协调性与质量”的阶段。改革领域也从经济体制向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领域拓展。

　　践行四年，无论是经济自身的质量与协调性、还是经济与外部的协调性，都迈上了新的台阶：宏观经济连续四年保持10%左右的稳定增长、企业微观效益连年大幅回升；而连续四个“一号文件”发出的强烈“惠农”信号、“新农合”在中国农村的迅速推进、贫困生救助体系、保障性住房的高调登场等，则充分展示了全新发展理念的现实生命力。

　　也正因此，颇具影响的西班牙双月刊《对外政策》在列数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优劣势时，并不讳言以下两点，即“健康的宏观经济指数和日益细致的经济政策，使中国得以保持合理的宏观经济增速；而社会指标的迅速改善，使政府具有一定的威望”。

　　毋庸讳言，刚刚“破题起步”的科学发展观实践探索，也将面临下一步发展的诸多挑战。

　　首先是经济自身的协调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目前经济增长还存在过多依赖投资，过多依赖出口等特点；而过度投资与出口的背后，则是中国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和创新匮乏问题；粗放的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日益尖锐的矛盾，很可能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巨大约束。

　　其次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三年来出台了大量富有针对性的社会发展举措，但绿色GDP考核体系的一拖再拖，区域、行业、城乡三大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节能减排的环境掣肘，以及必须与增加投入配套进行的体制变革一再延迟，都成为下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

　　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新起点上如何平衡“公平与效率”、如何协调“增长的好与快”、如何让“民生”获得真正的体制机制解决保障等诸多难题。

　　此前的发展实践一再提醒我们，要让发展温暖人心，改革不仅不能回头，还必须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为重点，走出经济体制，向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更深广的领域拓展。

　　起点之三：走向纵深的改革开放

　　深度市场化改革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系，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发展的重要起点。

　　所谓深度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学者常修泽看来包含两方面情况：一是市场化改革从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推进；二是所有制改革从竞争性领域向垄断性行业延伸。

　　以要素市场改革为例，其最突出的莫过于资本市场的日新月异。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罕见的牛市：截止到今年9月27日，我国沪深两市个人开户数已突破1.25亿；9月21日两市总市值超过24.5万亿元，超过年GDP总量；上证综指更是从年初的2700点，一跃而至9月底的5552点。

　　股票市场之外，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及国有银行改革为内容的金融体制改革，这五年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根据宏观数据波动确立的利率微调机制；以“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为原则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以及通过海外上市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的改革思路等，都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国内金融业的管理水平和全球竞争力。

　　而垄断性行业改革，尽管力度和成效不像要素市场那样突出，但在领域和深度上也有所拓展，即政企分离的邮政体制改革、涉及资源的国有林权改革、油气市场的适度放开，以及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行业不同程度的改革推进。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上述被作为成绩的改革启动，同时也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难点所系。其原因在于，29年的市场化取向改革之后，已使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浅层次的体制机制弊端已被去除；而剩下的改革，要么受限于总体的市场经济的发育水平（比如对市场化程度要求较高的科技市场和人才市场）；要么面临中国的特殊国情（比如土地市场）；要么则需要相关的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及社会领域改革配套进行（比如垄断行业改革）。

　　也就是说，上述改革，目前不少还停留在“破题”后如何进一步推进的层面。

　　由此，与上述改革直接相关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成为下一步中央的关切所在。而事实上，我国上述领域的改革实际上已“润物无声”般走上前台，这既是市场化改革深度推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开放对执政能力素质的倒逼，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形势的主动选择。

　　五年来的对外开放成绩，“值得浓墨重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2002至2007年的五年，恰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也正因此，开放的意义，当然不局限于年均30%左右的出口增长，累计超过7000亿美元的外资引进，以及超过1.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尽管这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放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其对国内改革形成的倒逼机制。事实上，旧体制具有巨大的体制惯性与惰性，而开放倒逼改革，“与其说是对经济运行机制的促进，不如说是对旧有制度体系的挑战”。事实上，五年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金融改革，便是开放倒逼改革的经典例证，相应的还有国企产权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等。

　　因此，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提高，应成为这五年及今后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起点之四：日益复杂的内外环境

　　29年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必然带来既有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而随着全面竞争机制的引入，以及既有分配体系中尚未革除的体制积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国家发改委近期有关调研显示，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收入差距9.2倍，如果城乡合计，这个数字有可能多至21倍；此外，用以衡量一国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也早已超过了0.4的警戒线。

　　而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又使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加之国际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各种本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集中在同一现实时空”，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日益复杂多元。

　　多元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首先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必然，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旧有体制下单一体系的丰富，有利于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社会供需格局。

　　但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间，其利益诉求也必定多元，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在复杂情况下处理摩擦、矛盾乃至冲突。

　　与此同时，日益多元的利益格局，加上“坐四望三”的经济总量，也使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与微妙。

　　“中国是个威胁，中国是个顾客，中国也是个机会。你要成功，就必须把中国变成你的一部分，你绝不能忽视中国”——以《世界是平的》风行全球的美国趋势大师托马斯·佛里德曼，在其书中曾这样转述管理大师大前研一有关中国的一段评述；而托马斯自己，则在前不久发表了与美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极为相近的观点：“在高度变动的后冷战时代，很多棘手的事情都需要中国扮演积极参与者而非搭便车的角色，中国应意识到自己是世界大国，应负起与美国一道稳定世界的责任”——观点不无偏颇，却在今天的西方颇具代表性。

　　而如何在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四的起点上，正确判断和调整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创造性地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至为关键。

　　（本版文字均据《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