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篇文章《文坛自有细心人》，文中曾经说到20多年前，陪同韦君宜、陈荒煤二位文学前辈，访问老作家孙犁先生，由于自己处事比较粗心，未能把当时的情景记录下来，现在想起感到惋惜和遗憾。研究孙犁的学者刘崇武先生，从报刊上读到这篇文章，特意来信，希望我把知道的关于孙犁的事，能够写出来或者告诉他。

　　知道孙犁先生名字，读孙犁先生的作品，第一次亲见孙犁先生，应该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在天津一中读书的时候。那时开始喜欢上文学，参加学校学生文学社，有次市里组织文学讲座，主讲人正是孙犁先生。讲座内容早已经忘记了，先生细高清瘐的身躯，说话语调的亲切柔和，却几十年来都不曾忘记。因此每每读他的作品，如《荷花淀》、《铁木前传》，以及大量清新隽永的散文，先生熟悉的身影总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在眼前。

　　真正跟孙犁先生接触，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主编这本杂志的杂文版。编辑部要求跟文学名家约稿，在天津众多著名作家中，我想到的第一位约稿作家，就是自幼敬仰的孙犁先生。记得那年春节，在天津父母家过完节，回北京上班前一两天，找到孙犁先生的家，给他拜完年谈约稿，然后就一起聊天儿。这是我第一次到先生家，屋里干净、清爽、利落，在一丛盛开的水仙花映衬下，连人都显得幽雅而高洁。从那时起，我知道孙犁先生喜爱水仙花。

　　若干年后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好像就是《水仙花》，灵感正是来自这次的情景。从此以后每年春节在家中，我都会养一两丛水仙花，在营造节日喜庆气氛的同时，这洁净高雅的水仙花，常常会让我想起与孙犁先生的那次谈话。

　　跟孙犁先生第一次见面，免不了谈些个人情况。当说到我曾被划为“右派”，蛮以为他会说些类似同情的话，岂料孙犁先生沉吟片刻，用非常平和的语调说：“人这一辈子都很不容易。不过，只有经过大喜大悲大起大落，那才叫真正的人生，你都经历过了，就会比未经历过的人，对人生有更深刻的理解……”说实在的，对于先生说的这番话，起初我还不是十分认同，心想，您老人家倒说得轻松，正是青春年少的美好时光，遭那么大的罪，受那么多委屈，这样的人生体验宁可不要。转眼间我也成了老者，有时闲坐屋中回首走过的路，确实感觉自己的人生厚重，这时重温孙犁先生这番话，我就有了更深切的认同感。

　　那时发表的孙犁先生文章，几乎都是经我手编发的，因为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每逢春节去天津探望父母，我都会特意去拜望孙犁先生。孙犁先生对于稿件处理，从来没有过任何苛求，对于像我这样的晚辈，他总是客客气气地商量。

　　由于彼此有了信任，说起话来也就随便。有次去看望孙犁先生，他送给我一本他的书《孙犁小说选》，还有一幅他写的字，那天他情绪特别好，说的话自然就多些。他家里摆着个瓷瓶，他指给我看了看，说是他去世的老伴儿生前特别喜欢它，“文革”中被抄走，现在找了回来。他如何珍爱，等等。然后，由此谈起他的创作，他说了大意这样的话：我写的东西，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美，一个是丑；写故乡的美、人民的美，写敌人的丑、坏事的丑……他还说，根据此瓷瓶的事情，专门写了篇文学作品，鞭挞生活中的丑恶。

　　孙犁先生这次的谈话，说的内容好像是创作，其实也是他的人生态度。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孙犁一生淡泊名利，从不喜欢张扬追风，他作品那种淡雅风格，正是他内心世界的展露。有次跟一位作家朋友说起孙犁的这次谈话，我们两个共同的认识是：别看写战争、写武侠、写言情的作品，大红大紫的那么多，最后真正让人记住的，恐怕还是像孙犁的作品，关键是他写的是战争中真实的人情，而不是战争中的大场面。因为文学毕竟得讲感情，就是孙犁先生所说的，他一生追求的美好，他一生鞭挞的丑恶，全都真实地表现在作品中。

　　孙犁先生逝世后，本想写点文字，表达我的怀念之情。可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思想品德，如同他喜爱的水仙花，那么高洁、淡雅、挺拔，见过了久久地留在记忆里，却不知如何表达得准确，就只是想想未敢动笔。趁写这篇小文章的机会，我献上迟来的一片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