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将构筑中国环境经济政策新体系简称为“环境新政”。他说，“环境新政”包括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只有把这四个创新融为一体，共同支撑“环境新政”这个总框架，中国的节能减排任务才能够真正地落实。

　　华能集团绿色煤电公司总经理苏文斌说，企业欢迎构筑中国环境经济政策新体系。

　　他说，华能正在推行“绿色煤电”计划，实现燃煤机组发电过程中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各种污染物的近零排放目标。虽然“绿色煤电”能够实现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污染物的近零排放，但由于建设和运行成本远高于常规燃煤机组，污染物减排获得的收益难以弥补增加的成本，制约了其发展。

　　经测算，仅“绿色煤电”计划的第一阶段IGCC示范电站的单位工程造价比常规燃煤机组高50％，运行成本比常规燃煤机组高35％。“如果没有环境经济政策的支持，‘绿色煤电’项目将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苏文斌表示，“绿色煤电”战略需要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的支持。

　　沃尔玛中国公司公关总监董玉国和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青作为跨国大企业代表，表达了一样的声音，那就是节能、降耗、减排是可以给企业带来利润的。进行清洁生产，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他们对中国构筑环境经济政策新体系表示欢迎。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孙佑海在《如何保证环境经济政策既管用又有可操作性》发言中强调了公众监督的重要性。

　　他说，执行环境经济政策的时候，一是信息要公开，便于群众监督；二是保障参与权，让人民群众到法院当陪审员，特别是一些跟环境有关的案件，要有懂得环保知识的人去参与陪审；三是保障救济权，老百姓受到了污染者的损害，要有行政复议的权利，要有行政诉讼的权利。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说，一个经济政策能够贯彻落实，并最终见效才是问题的根本。她说，要保证环境经济政策能够见效，一是要有强度，也就是要有制度建设；二是要广度，即要有公众参与；三是要有深度。从强度来讲，新体系已经设计了一个比较完美的蓝图，但是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需要各个政策的配套。从广度上来讲，除了各个政府部门之外，还要发动媒体、专家、NGO和广大的社区居民等广泛参与。从深度来讲，就是利用中国的文化，弘扬中国和谐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宇宙观。

　　（据《中国环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