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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014版:文化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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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7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纸上纪录片》:时代在这里流淌
■实习生 王岑 本报记者 竺大文
  王福春特别爱拍火车,跟铁路打了几十年交道,打从事摄影工作开始,他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他说:“火车是中国人的群体记忆,摄影就是记录啊,你离开记录就没有意义。”

  他拍摄的火车给他赢得了许多荣誉,如今其中的佳作收集在一本《火车上的中国人》摄影集里,成为一部名为《纸上纪录片》的系列丛书中的一本。目前,加入这个系列的还包括了以拍摄“希望工程”《大眼睛》而著名的解海龙、上海具有影响力的市井生活摄影家陆元敏、以平实方式记录数年间家庭生活变化的路泞等。他们对社会、人生长年累月的观察和有心留存,凝成了这套“纪录片”:《希望》、《火车上的中国人》、《江村纪事》、《上海人》、《茶铺》、《寻常》。

  担任这套书的责任编辑的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洪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不是一套单纯的摄影集。摄影,是最直观的表现手法,从几个不同角度记录、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与人文的变迁。这些长达十几、几十年的影像记录,最值得钦佩的就是这群坚忍不拔的摄影家。他们在行走中思考,通过原生态的记录表达出一种集体的真挚记忆和美好怀想。这套“纪录片”,不仅仅是作为商品推向市场,更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而存在。

  《火车上的中国人》

  在车厢中感受时代变迁

  王福春,是中国摄影师获得国际大奖的第一人。他获得过的奖项包括了第17届全国摄影展金奖、第3届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2004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金奖、阿尔卡特国际摄影大奖。

  而在这些荣誉背后,是他长年在车厢中拍摄的辛苦。火车,空间狭小、光线不够……他回忆:“1995年盛夏,列车通过‘火炉’武汉时,车厢内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严重超员,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我浑身淌汗,头发跟水洗的一样,T恤衫全部湿透。我怕自己虚脱,专门到餐车跟服务员讨盐面冲水喝。但最后,还是因为流汗过多,加上一路过度疲劳而晕倒在车厢里。”

  “现在火车全封闭,不光是‘执手相看泪眼’不可能了,一窗之隔,人们连互相说话都很难听清。只好隔着玻璃四目相对,车上一个手机车下一个手机地说话……”

  有人把这些话说得很伤感。的确,从上世纪末到新时代,从绿皮车厢到大提速,铁路上滚出的是一个时代的变迁。隆隆车轮声、不断按下的快门,串连起了几代人关于生活的点点回忆。

  《希望》

  用镜头散射爱的光芒

  你一定看过这张照片:破旧的书桌前,一个手握铅笔头的小女孩,天真质朴的脸上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直视你……这张题为“我要上学”的照片在1992年发表后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启动了爱心的接力。

  它的作者谢海龙,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家。十年,26个省128个县,两万多公里,拍摄了数以万计的底片。

  “1992年4月,我将底片中的40幅放大给许多朋友看,完了所有人都是同样一个想法,就是为这些孩子捐款,不到八个月就收到善款上亿啊。”

  十几年来,他的镜头记录了许许多多让人心头一紧、眼眶一热的孩子们。无论是那对互相谦让希望工程救助款,想把上学机会留给对方的姐妹俩,还是那为了能让贫困孩子们读书奉献一切的好老师朱东明;无论是那背起自己的孩子坚持为学生上课的女老师,还是领取免费课本时笑得露出大门牙的四个小男孩。这些故事在胶片上定格,在相纸上浮现。

  而《希望》则是从这上万幅相片中精选出80张,集辑而成的“纸上纪录片”。封面上,依旧是那个睁着大眼睛的女孩苏明娟,紧握铅笔的小手,睁得圆圆的大眼睛。但略微不同的是她的目光越过你,望向了更远处。或许她看到了镜头背后爱的光芒,看到了属于她的希望。

  《江村纪事》

  刻下费孝通先生江村足印

  已经去世的摄影家张祖道先生,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先生。因社会学的师承和实践,专注于社会学原则下的记录摄影。

  苏州吴江县有个小小的自然村落——开弦弓。江村是费孝通先生给它所取的“学名”。1936年费孝通接受其姊建议,到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访问调查。1957年5月,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的时候,张祖道先生随师拍摄。

  在江村,费孝通先生回忆起第一次来做社会调查时情景说:“我和姐姐,以及一起从北京来的青年朋友在村里做调查,算农业账,也算副业账,二十多年的账,二十多年的日出日落,算起来复杂又麻烦。我和青年朋友每天晚上打算盘、摇动手摇式计算机,把手都摇酸了。天天干到深夜,你想想,每人要上下扒拉算盘珠子千百次,摇转手柄千百次,那是很难数清的。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计量灯油,这半个月,平均每天烧掉煤油一斤,你就可以掂量出我们每天熬夜到几更天了。”

  这些20世纪50年代张祖道先生随费孝通先生在江苏吴江县开展社会调查时拍摄的作品,其中许多记录了费孝通先生工作以及当地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张祖道先生先后五次随费孝通先生同行,用相机记录了这个江南水乡小村从五十年代从事农桑到九十年代工业化的变迁过程。其文化价值,可视作费孝通先生学术研究的同步图像文献。

  《上海人》

  里弄间的原生态光影

  成长在上海弄堂中,弄堂是他的回忆,那就是他的家。

  陆元敏,被誉为上海最具有人文关怀的摄影家之一。2004年,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上海美术馆做个展的本地摄影家。十余年来,他相机中的上海人形象多次参加了在美国、德国、爱尔兰、奥地利、日本、法国、韩国举办的有关中国城市纪实摄影展。

  陆元敏照片里的上海人,是那种从小在里弄里生活的上海人。他们梦想、困惑、欢乐、悲伤,寒来暑往,养儿育女,生老病死。这些照片记录的是这个城市某一个平凡的早晨或下午,每一个旮旯角落、里弄之间的琐碎细节,没有矫揉伪饰,没有惺惺作态。略带惆怅的情调,一张张照片温情脉脉地,向人们呈现着这个都市中无数真实而温暖的生活细节。

  在《上海人》的封面上,一家三口倚靠在外白渡桥的栏杆上看对岸东方明珠夜景,身着背带裤的小孩,烫着波浪卷发的母亲,紧紧将她们搂在怀中的父亲,三个人的背影流露出的是浓浓的温馨。

  《寻常》

  生活的最真实一面

  “路泞这组《寻常》是我近年所阅读到的最有价值的照片之一,它们让我激动不已。路泞很年轻,这些作品在艺术上隐隐然的‘无所作为’,置于一个急火攻心的时代,有着不可多得的从容。”这是一则对路泞2006年个展“寻常路泞”的评论。

  黑白照片总是很容易弥漫出旧时的气氛,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一直是中国当代文艺包括当代摄影的重要主题之一。然而事实是,没有多少个摄影家找到了真正的日常生活。抛开激情澎湃,冲突强烈的形式,路泞所走的是另一条最简单、质朴的路。他以平实的方式记录了数年间的日常家庭生活,定名为《寻常》。

  婚礼中,石灰斑驳的旧墙,开心地抱起新娘奔跑的新郎。湿漉漉的水泥地上蹲坐的一只白猫和一条黑狗,还有倚在墙角的扫把。满头白发,裹着棉被躺在床上的老妇人。

  这些照片场景简单,看似平淡无奇,却保持着一种感受的真切;丰盈的细节,对人和生活作了忠实而诗意的表达。透过这些相片,仿佛让人伸手就能触摸到“生活”这个东西。

  《茶铺》

  记录的是文化

  《茶铺》的作者陈锦说:“如果说16年前,我拍成都的茶铺,是为了解开一个疑问,那么直到今天,我仍然拿着相机穿梭在成都市郊的陋巷中,就是为了保留住更多的答案,为了不让这些答案随着茶铺的消亡,随着更多老成都人赖以生存的市井文化的消亡,重新成为疑问。”

  陈锦,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从1980年开始摄影艺术创作,广泛涉猎创作题材,尤以人文专题见长。《茶铺》被誉为“西南茶饮民俗文化研究经典”。里面收集了他拍摄的以成都市为中心,遍布川南、川东、川西、川北的上百个市县场镇的大大小小数百家茶馆。陈锦拍茶馆,光是胶卷大概就有一千七八百卷,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摄影艺术展在国内以及德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地展出,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曾作专题介绍。

  一页页相片中,光线不足的大堂里,团团围坐的茶客,或是慵懒地枕着脑袋,或是端着茶杯嘬饮着;还有老者手中烟杆上挂着的大颗骰子,在你眼前晃悠。在他的摄影中,很难看到高楼大厦、现代化的那种东西,即使表现新事物,也始终是嵌合在那个旧的场景里边。

  陈锦说:“我并不想仅仅把茶馆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我想尽量地通过这么一种具体的东西,使文化具体化。只有在具体的生活形态中,你才能真正感受和认识文化的具体含义,文化才变得对于我们有意义。茶馆是我实实在在能感受到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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