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许多情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因为这是关系到民族存亡也包括个人命运的大事。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在杭州遭遇到抗日战争的烽烟。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京卢沟桥畔发出的枪炮声传到杭州的时候，我正在清波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全校师生第一个愤怒的反应几乎相同：东洋人终于打进山海关里来了!

　　我读的是春季班，上半年就入学了。在这以前两年就读于杭州师范附属小学，受到了老师们浓烈的抗日救亡教育。每天一进南山路学校大门，就会看到校园内一块怵目惊心的警示牌上“毋忘国耻”四个大字。每天朝会上，必有一位老师讲述前一天报纸上的重要新闻，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步步进逼和绥远抗战消息。新安旅行团来杭州宣传抗日，学校专门请他们来举行一次晚会，教唱救亡歌曲。程维藩老师常用他那不易完全听懂的南通口音为我们讲述二十九军长城抗战的英勇事迹，讲述我军在绥远百灵庙打败日军的胜利，让我们这些身处江南的少年人都关心塞北风云。程老师自己还编了一个小话剧《绥东女》，教我们排演，在学校演出，内容也是绥远农民受不住日本强盗残暴奋起抗击的故事。音乐课上，裘喜红老师教我们唱《满江红》、《苏武牧羊》和“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疆场上……冲锋的号响，冲! 冲! 冲!冲过山海关，雪我国耻在沈阳”的军歌。到附小来实习的师范生大哥哥大姐姐，更爱教我们上海传来的电影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和《义勇军进行曲》，一唱起来，同学们都涨红了脸，热血沸腾。西湖边上，岳王庙、于谦墓、张苍水祠、秋瑾墓都是最能激发爱国情怀的好去处，湖滨公园还有陈英士铜像和1932年淞沪抗战的八十八师阵亡将士纪念碑。每次瞻仰前人遗迹，都足以慷慨悲歌，壮怀激烈。进了清波中学，国文老师杨一清先生就教过我们读张苍水遗诗，那句“西子湖头有我师”，恰是当年许多杭州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共同心情。

　　如今，抗日烽火燃烧起来了，虽然远在北平，仍然激起我们的兴奋和关心。可惜几天以后就放暑假，不能天天听老师讲时事了。父亲供职的盐业银行，有几位熟悉的同事星期日常来和我们聊天，同院居住的王季衡伯父也来参加。我们家搬到藩署前嘉禾12号以后，平房小院比先前红门局诚仁庐9号小楼宽敞些，有个小客厅，就成为接待客人聚谈的地方。他们谈北平的战况，谈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不幸殉国，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谈的时候七嘴八舌，兴奋不已。年过七十的祖父有时也在座，客人对他都很尊敬，但他多是静听，不怎么发表意见。我和姐姐站在一旁只有听的份。有一位淮安同乡韦亚丹伯父，是父亲的同事和好友，他的家眷仍在家乡，孤身一人在杭州做事，所以几乎每星期日必来，说爱吃母亲做的家乡菜。韦伯伯谈得最多，似乎消息灵通，知道的也多，我们也最爱听。几年后，才听父亲说这位韦伯伯是一位秘密的共产党员，难怪他讲到中共中央在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这件事时，显得那么激动，两眼都冒出光芒。不久，就传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本大举南犯的消息，我和姐姐都感到忧愁和焦急，心里总在想：大显神威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哪里去了，为何不向鬼子头上砍去呀？

　　（二）

　　8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守军奋起反击，打响了全面抗战的正义枪声。8月14日，我们从杭州的报纸上知道了这件大事，战火不是在遥远的北方，而是在几百里以外的上海燃烧。这一回不会像几年前的“一·二八”淞沪战争，而是要长期抗战了。少年人并不懂得惊恐，只是感到兴奋，很有点“敌忾共仇”的心情。

　　那天下午，我和两位同窗好友到西湖边的柳浪闻莺去温习课本。坐在湖边石凳上，却无心温书，大声谈论昨天在上海的战事。正说着，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声。从卢沟桥事变一个月来，杭州先后举行过几次防空演习，我们已经熟悉空袭警报声了，第一步是两长声预告警报，第二步是连续短声的紧急警报，第三步是连续长声的解除警报。一般是预告警报的两长声后不久，就解除了。但是今天刚拉了预告警报，紧接着就是连续短促的紧急警报，立即就听到天上有飞机声，也看到了飞机在空中盘旋。我们不禁好奇也有点紧张，莫非真有日本飞机来轰炸杭州了吗？几分钟后，果然听到几声爆炸和机枪声，再过一阵，飞机声没有了，飞机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但并没有拉响解除警报。我们不敢离开柳浪闻莺回家，一直等到警报解除，好在父母亲知道我去柳浪闻莺温书，不会在马路上乱跑，并不担心。第二天是星期日，韦伯伯来聊天，才知道事实真相，据他说真的是日本空军来炸笕桥机场，压住了停在机场上的中国空军不敢升空应战，正危急间，幸而有空战经验的大队长高志航从长兴驾机回来，立即镇静而勇敢地迎击敌机的长机，一举将它击落，这一击，鼓起停机坪上的我空军健儿们的勇气，纷纷登机升空，寻找战机。敌机群猝不及防，乱了阵脚，只得慌忙逃窜。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对日空战，以胜利结束。我们有幸在西湖边目击了这一场使国人扬眉吐气的胜利。

　　有一个星期日，韦亚丹伯伯和另外两位客人来我们家聊天时，正好头一天报上登了一条重要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领导人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这条消息成为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韦伯伯这天说得特别多，他说：红军经过长征，从南方走到西北，人数虽然少了，但是很能打仗，战斗力还是不低的。

　　暑期结束，我回到学校，已是一片战事景象了。印象最深的是公民课上，袁心粲校长讲了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接着就历叙浙江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仁人志士，从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到精忠报国受冤被害的岳飞、于谦。袁校长是嵊县人，讲到“会稽乃复仇雪耻之乡”时，正气凛然，充满悲愤激昂的情绪，全班同学都受到深深的感染，似乎突然长大了许多。

　　开学后不久，老师就率领我们在学校后山坡上挖防空洞。战争在上海地区进行，日军飞机经常侵扰和轰炸南京、杭州一带，隔几天就会听到警报声。学校在半山上，挖防空洞比较容易，老师带高年级同学挖成后，我们低年级学生就进去平整收拾，很快就挖好几座。八九月是杭州最炎热的季节，外边酷暑逼人，洞里都是凉阴阴，洞壁上还沁出串串水珠。我们初一的教室位于校园最高处，后边就有个防空洞，一听到警报，立刻秩序井然排队进去。其实学校在半山，日本飞机根本不会到这边来。后来，听到警报声，老师就置之不理照样教课，除非响起紧急警报，才撤离教室。我们学生几乎不把防空洞当回事，下课后就去那里聊天下棋，把它当休息室了，家里知道我们学校在山上，且有安全的防空洞，即使有日机空袭，也并不担心。

　　课堂上，不论是国文课、公民课、历史课、地理课，甚至是英语课，老师们几乎无例外地都讲点最近的时事和战局，这样，我们就及时知道了华北和上海的战况，熟悉了许多抗日将领的名字。有一天国文课上，杨一清老师几乎用整整一课的时间详细地介绍了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怎样以少胜多，伏击敌寇，给不可一世的日军迎头痛击，打了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杨老师讲得滔滔不绝，眉飞色舞，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笑逐颜开。隔壁教室里也不时传来欢笑声，原来他们的英文老师并没有教英语，也在讲抗战故事哩。

　　（三）

　　到了深秋，形势渐渐严峻了，离杭州几百里外的上海战场，传来的战报越来越使人焦急。日军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直扑上海。四行仓库孤军抗击周围日寇的消息，我们听了都热血沸腾，恨不得插翅飞到上海去，像那位英勇的女童军杨惠敏，冒险游过苏州河向孤军送一面国旗。11月12日，日军终于占领了上海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于美法等国尚未对日本宣战，日军暂不能进入，被日军四面包围，犹如狂涛骇浪中一座小小孤岛。留在上海的爱国人士、革命力量和进步文化团体凭借这块特殊“孤岛”的舞台，通过报纸、杂志、出版、戏剧、歌曲、电影等形式，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光彩夺目的好戏，在整个抗战史上占有难以比拟的辉煌章页。

　　敌军侵占上海，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沿京沪铁路西犯，直指当时的首都南京。国民政府西迁，宣布重庆为“陪都”，继续抗击侵略者。星期日客人们来聊天的时候，心情和面色都渐渐沉重了，韦亚丹伯伯对大家说，杭州是守不住的，沦陷必不可免。听他们说，银行经理已经宣布，杭州如果被日军占领，只要不被接管或者封闭，银行仍将继续营业，以维持同事生计。但是，同事们怎能放得下心呢？祖父常常摇头叹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家跟着老人叹气，谁也不敢预测将来会是什么局面。

　　终于有一天上学时，老师面色沉重地向我们宣布：学校暂时停办，决不做敌人铁蹄下的顺民，也许迁到钱塘江南岸的什么地方继续办学。袁校长本人是嵊县人，老师和同学也有不少是从绍兴、诸暨、萧山一带来的。老师宣布后，全班同学顿时凝固在惊愕、悲愤、哀伤的气氛里，谁都不说话，每个教室都是这样，整个校园死一样寂静。大家静静地走出教室时，谁的心里都明白，这一回分别，不知还能不能再见面。我拿了一本硬皮练习簿，走进级任杨一清老师的小屋，请老师题几句话留念。他朝我望了一会，轻声说：“我们是不会分别的，还会见面的。”说完，提起笔在练习簿上写了一句：“别忘了这血的教训!”我向杨老师鞠了一躬，转身出屋，一直走出校门下山，泪水止不住淌满双颊。时隔七十年，今天我仍然记得杨老师那瘦削面庞上黯然的神色。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读到当年校友、袁校长的女儿袁卓尔女士记述她那位教育家父亲生平事迹的长文，其中说到杭州沦陷后，清波中学一度被敌寇盘踞，最后竟变为废墟，读到此处，回想起校歌里唱的“云居麓、圣水旁，占湖山一席作桃李门墙”的母校，不禁唏嘘良久。我在清波读书不到一年，竟是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日本侵略者毁了我风光如画的母校，永远欠着我们清波师生一笔债。

　　父亲的银行也宣布紧缩，经理劝说同事们如有条件去上海的，可以继续到上海的盐业银行就职，不能去的，再作别的打算。我们全家老幼八九口人，迁家谈何容易!父亲同祖父商量好久，大难临头，只好走一步算一步，过几个月再看。12月下旬，就传来南京沦陷的噩耗，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听到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日寇铁蹄已经窜到杭州城下。那几天，满街贴着署名“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的安民告示。就在一个深夜，杭州人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几声沉重的爆炸声，人们并没有惊惶失措，知道这是我国军队撤离杭州，炸毁才建成两个月的钱塘江大桥了!

　　（四）

　　炸断钱塘江大桥的巨响，同时也在全杭州人心里丢下一包炸药，人们全都清楚，日本鬼子马上要来了，被誉为天堂的杭州，即将遭到魔鬼蹂躏，沦为地狱了!秀丽的西湖山水从此不再有迷人的风光，六桥三竺、西湖十景从此都黯然失色，明年春天桃红柳绿时节，也不会再有络绎不绝、熙熙攘攘的旅游者了。

　　大桥炸断，阻止了敌人的脚步，日军就在江干区纵火焚烧，三日不绝，火光冲天。那一带民居成了一片焦土，上万人无家可归。父亲和王季衡伯伯都没有外出，听从友人劝告，将母亲、姐姐和王伯母送到基督教青年会办的难民接待站暂避几天，那里门口悬着红十字旗，希望能阻挡日军入内骚扰。我们家僻居城隍山下，不知市中心区情况，据说进城日军在延龄路(今延安路)、官巷口那边举行过“入城式”。我家后院墙外，就是省立杭州初级中学操场，从早到晚常传来一阵阵马嘶人叫，想必是驻扎了军队。

　　有一天，家里叫我去竹斋街买东西，路过藩署前时，看到街心围着一堆人，近前一看，是一位老婆婆坐在地上哀声嚎哭，身边血泊里躺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紧闭眼睛，头部的血还在汩汩地流。原来是祖孙两人路过时，迎面来了两个持枪的日军，孩子脱口骂了一句什么，被日军听到了，立即狠狠地举起枪柄，打在孩子头上，一个小生命顷刻间死在敌人枪柄下。有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蹲下来相劝：“阿婆，不要哭了。你住在哪里？我送你回家吧。”老婆婆不搭话，还是在哭。围着的人都在唏嘘，谁也不说话。我的心狂跳，连忙奔回家向父母报告，竟忘了去买东西的事。这一天，我亲眼看到日本侵略军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第二天下午，王伯伯在我们家同父亲聊天，突然响起重重的敲门声和嚎叫声，他们连忙穿过院子走到大门边，我也跟着过去，他们悄悄地从门缝里向外张望，敲门的是两名中年日军，敲得很急，还用脚踢门。王伯伯和父亲轻声商量，只得开门。这两个兵进门并不往里走，只在门堂里大声叫嚷，见我们听不懂他们的叫嚷，就以手示意，要王伯伯和父亲脱下棉袍，再脱下里边的毛衣，然后脱下自己的军服，将两人的毛衣分别穿上身，再套上军服，顺便又抢走父亲和王伯伯的挂表，嚷了几声，扬长而去。父亲和王伯伯惊魂初息，回到祖父的书房里，黯然不语好久，尝到失去自由的亡国奴滋味。这是一个十三岁的中国少年连续亲历日军的两次暴行：一是残杀了一个无辜的幼小生命，二是掠夺了男式毛衣两件，挂表两只。当然是数以亿计的日军侵华罪行中极其微小的两件，却都是千真万确、不容狡赖的。记得祖父当时曾作《杭垣纪变》七律诗六首，详记当时情景，可惜他的诗集手抄本在十年动乱中散佚，父亲仅记住“动魄连宵赤焰明”、“虎能入室多缘伥，鼠竟穿牖不避人”等零句，成为终生遗憾。

　　迫使父亲不得不考虑全家尽快逃难的，是一件意外也是意中的事。有一天下午，突然听到后院有嚎叫声，我们连忙跑到后院，只见厨房屋顶上站着三个日本兵，是从后墙外杭中操场上爬上来的。他们站在屋顶上，指着后院里的几只鸡一面比划，一面叫嚷。我们正手足无措时，其中一个日军指着横放在墙边的梯子，意思是叫我们将梯子竖放起来，让他们走下屋顶，父亲见他们并没有带枪，料想不会有多大危险，只好竖起梯子。三个日本兵年岁不大，看来只有二十多岁，似乎有点文化，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还会说几句生硬的中国话。他们做着手势，要拿走两只鸡，然后提着鸡走进几间屋，东张西望，见我们院里除了父亲和王伯伯之外，就是老人和两家几个男孩，就指着孩子问：“他们的母亲呢？”父亲连忙回答：“有病住医院了。”“医院？”“是的，住医院了。”三个日本兵叽哩咕噜一阵，点点头，互相打闹着走回后院，从梯子上屋顶回到杭中操场去。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父亲同祖父商量，认为后墙外住有日军，随时都有可能进宅，太不安全。祖父说：“终是俎上肉，釜中鱼。”商量结果，还是以尽快离开杭州为上策。嘉禾里12号这个院子才住了一年多，宽敞安静，全家人都很喜欢，此时也只好放弃，请王伯伯以后另行处理。于是父亲先去一次上海，联系盐业银行的事，同时找上海的几家亲戚商量。母亲卧病半个月，不能下床，半个月里我们每天三顿饭都吃得很简单，水泡饭就咸菜豆腐乳。也不敢随便外出，藩署前那个小孩的鲜血，一直在我眼前晃动。

　　十天后父亲从上海回来，决定迁居上海。一个阴冷的春晨，一家八九口人带着必要的箱笼行李，乘几辆人力车去杭州城站，挤进一列装送难民的罐闷车，离开住了五年的杭州。火车开动时，我从车门望着渐渐后退的树木房屋，难过得直想掉泪，不断想着南山路杭师附小和云居山清波中学母校，想着嘉禾里旧居，也不断想着老师、同学和邻居游伴的面影，不知何年何月才会回到西子湖畔呢？

　　此一去就是整整八年。重见劫后湖山，已是经历了八年抗战的1946年底了。    

　　（2007年6月底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