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让人民更幸福？为找到答案，各国政治家一头钻进幸福经济学。今年4月，世界幸福经济学的顶尖学者云集意大利首都罗马，探讨幸福是否可以量化。6月，意大利锡耶纳省迎来政界、商界、学术界等各路名流，会议主题拟为“幸福政策”。

　　为什么我们如此关注幸福？

　　幸福话题无处不在——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在政治家绞尽的脑汁里，在经济学家的课题中。

　　《新闻周刊》记者福鲁哈尔说，如今决策者们争相研究“造福人民”的政策及其实施途径。许多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如不丹、澳大利亚、泰国、英国等，都不约而同采用“幸福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一起衡量社会发展程度。随着英国幸福经济学家戴维·布朗什弗劳尔加盟英格兰银行智囊团，“幸福政策”的筹码似乎将在明年的选举中举足轻重。英国大臣们也开始思考贫困、医疗保健、交通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尽管不久前，世界幸福经济学的顶尖学者还在罗马召开的学术会议上讨论，幸福究竟能否量化，但把“幸福国家”做目标的迈进之势已不可挡。今夏，包括土耳其总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谷歌高层等在内的重量级人物将聚首，共议除GDP外可用于衡量人类发展的其他指标。

　　这一切为何发生在当下？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给出了一个幽默的解释，他说，24小时不间断的电视节目和因特网，使得我们所有人都比以往任何时候见到更多看起来更幸福的人，“我们被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所包围。面对别人拥有更多这一事实，我们忍不住搓鼻子”。

　　幸福真的可量化吗？

　　18世纪英国启蒙思想家杰里米·本瑟姆认为，公共政策应致力于把幸福最大化。对本瑟姆的观点，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虽表示赞同，却感到为难，因为客观上，幸福似乎无法量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最近几十年里，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缩减思考死亡和疾病的时间，开始花更多时间琢磨幸福，并试图量化幸福。英美心理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通过让人们把幸福感制成图表，对幸福展开长期研究。此外，借助更先进的科技，科学家能够观察到，一个自认为幸福的人，他大脑的“快乐中心”是否表现活跃。这些使得有关幸福的计量更为可信。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理查德·伊斯特林是最早从事幸福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表明，尽管富人显然比穷人更幸福，但多余的财富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并不如刚摆脱贫困线时那样强烈。伊斯特林解释，这是由“享乐周期”决定的，即人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适应更富裕的生活，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然后开始与他人比较，而不是与自己的过去比较。由于天生的从众心理，人总是擅于与自己社会地位相等的人比较。

　　这项研究得到广泛认可后，其他幸福研究项目接踵而至，例如关于婚姻、工作、孩子、电视、移民等，不胜枚举。

　　大幅增税可以使公众更快乐？

　　福鲁哈尔说，让研究者和政治家开始思考如何让整个社会更幸福，只是个时间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对实现这个目标最初的建议之一是──增税。

　　英国沃威克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认为，大幅增税可以减轻大多数人的妒火，从而使公众更快乐。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莱亚德勋爵2005年出版《幸福：一门新学科的教诲》一书，指出决策者应努力减少犯罪和家庭动荡，令企业取消绩效工资（以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并加大对心理健康、非职业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公共投入（以使毕业生更有人情味，而不是一心想着消费）。

　　这些论述虽然仍处于热议之中，但已经受到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左翼人士的推崇──政治家不必叮嘱人们努力工作，而是探讨如何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隆说：“我们不能只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的钱袋鼓起来，还要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更快乐。”

　　英国新工党在2001年就卷入“幸福浪潮”。英国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提升民众幸福感，包括减少失业，禁播儿童垃圾食品广告以抵抗物质主义等。政府最近专门成立“白厅幸福感工作组”，计量英国人的幸福感，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少工作、多娱乐”幸福吗？

　　荷兰鹿特丹伊托斯漠大学教授费恩霍芬的研究成果表明，为某个国家找到一个幸福模式并非易事。乍一看，他列出的“最幸福国家榜”是对“传统智慧”的肯定，因为位列榜单前几位的，都是丹麦、芬兰、冰岛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但他说，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幸福，并非因为它们的社会更均等。比如，冰岛人比瑞典人更幸福，但冰岛政府在福利方面的支出只有瑞典的一半。

　　尽管许多学者主张，“少工作、多娱乐”正是幸福的模式，但这一模式未能从费恩霍芬的研究中得到证实。比如，拼命工作的美国人在榜单中位列第17，而拼命休假的法国人却位列第39。

　　在“幸福调查”中，无论是问题的措辞，或者调查对象的国籍，都会影响结果。科学研究表明，天气和基因也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此外，幸福有很多种：短期的愉悦、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宗教等精神生活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感受……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