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丈夫凯文坚持不下去了，他开始在家里使用一些产地标签神秘失踪的画笔。邦乔尼在书里开玩笑地写道：“结婚16年了，你总觉得对那个家伙很熟悉了，现在你才发现他有很多新缺陷。你知道吗，他是个健忘的，‘卑鄙’的家伙，还毫不掩饰这一点。”

　　凯文叹息着那些中国产的圣诞节礼物都不能买，他只能计划自己为孩子们缝睡袋，自己制作木船和木吉他送给孩子们，但是他却买不到想要的针线和其他材料。

　　儿子韦斯也发起了一次反抵制行动，坚决支持“中国的东西”。因为他实在厌倦了丹麦产的“乐高”（Legos）玩具作为生日礼物给他的朋友们。

　　一天早晨，邦乔尼一家去百货公司购物的时候，儿子突然喜欢上了一个中国产的紫色电动南瓜玩具，他哭着说：“我们已经很久不用中国的东西了。”他为此纠缠了邦乔尼一天。第二天早晨，邦乔尼不得不去商店买下了那个玩具。

　　后来，邦乔尼说：“有时我也担心就业机会流失到海外，但价格总是最终战胜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根本无法拒绝中国出售的产品。”这说明，“中国制造”已经在无形中影响和侵入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美国的麦当劳和肯德鸡正在俘虏中国下一代的时候，中国玩具则在控制着美国下一代。

　　她在书中写道，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抵制中国货令我重新思考中国与我之间的距离。我们试图将中国远远地推开，却惊讶地发现它已如此深入我们的生活。”

　　“一天晚上，我的儿子告诉我，一想到‘中国购买季’即将来到，他就感到很开心：‘希望我们不要再有抵制中国产品年了。’”

　　邦乔尼的结论是：“经过一年没有‘中国’的日子后，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中国商品你也可以照样（在美国）生活下去，但是你的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家庭开支也会大大增加。以后十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

　　抵制活动结束以后，邦乔尼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式。她的家庭会尽力寻找“中国制造”以外的替代产品，但当购买中国产品最为方便省事时，他们也接受“中国制造”。但抵制活动中的一个习惯却保留了下来：买东西时，她会仔细查看产地。    （本报综合《环球时报》、《青年参考》、《参考消息》等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