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日是江华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江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党务工作和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为浙江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一、执政为民，建设浙江

　　1949年5月初，江华从东北奉调入关南下，8月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杭州市警备司令、政委；1951年7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1954年8月起任省委书记（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江华在浙江战斗、工作19年，连任三届省委书记（第一书记）、两届省政协主席。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壮年奉献给了浙江。

　　江华在担任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省委的工作方针，领导全市人民大力巩固人民政权，积极恢复发展生产。在城市，开展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荡涤旧社会的积垢，整顿市场秩序，稳定物价，稳定社会，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帮助企业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农村，开展剿匪反霸、减租征粮、土地改革和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民主政权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彻底摧毁了潜伏的反动党、团、特残余组织，胜利完成土地改革，全市经济恢复发展明显，城乡秩序趋于稳定，人民政权得到巩固。

　　江华在主持浙江省工作时期，团结省委一班人，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动和依靠党员群众，顺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领导全省人民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浙江。

　　1956年7月，江华主持召开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首次提出：要从本省实际出发，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上来，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努力提高科学、文化和技术水平，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会后，省委根据党的八大精神，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

　　江华经常强调：革命是为了建设，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让物质丰富起来，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吃得好、穿得好。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要把它天天记在心上。为此，江华殚精竭虑。

　　江华领导经济建设始终坚持从省情出发，把发展农业放在突出位置。他把浙江国土资源的特点概括为“七山一水二分田，还有海域一大片”，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省委一班人共同确定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山水田一起抓的方针。他在全国较早提出并努力实施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江华主持浙江工作初期，由于中央从战备角度考虑，基本不在东南沿海地区投资，因此，浙江的工业建设发展缓慢。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发表后，江华和省委一班人抓住机遇，作出了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的战略决策。此后又提出了地方工业要“为农业服务、为人民生活需要服务、为国家的工业服务和为出口服务”的方针，确定了浙江发展工业的目标就是七个字：打下基础练好兵。在江华和省委的领导下，浙江地方工业得以长足发展。

　　为了把浙江建设好，江华还特别重视各级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作风建设。他认为领导干部能否坚持实事求是，能否走群众路线，认识论是最根本的，要抓住这个根本的武器，武装干部，提高干部。为此，在他的倡导下，省委从1955年到1963年，每年举办一期领导干部学哲学读书班，时间一个多月，成员从地市领导干部扩大到县级领导干部。通过大抓干部的理论学习，使干部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关注民生。在江华的带领下，浙江的干部能了解群众的真正需求，能反映实际情况，崇尚实干，不讲空话。江华为浙江培养了一大批坚持走群众路线、求真务实的干部。

　　二、情系“三农”，终生不渝

　　浙江曾是典型的农业省，解放后农村人口持续增长，占全省总人口的80%以上。1949年至60年代初，全省农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95.4%，种植业产值又占农业总产值的近70%。由此，江华提出“要着重理解毛泽东同志一贯教育的农业的农字、农民的农字、农村的农字”。他说，“我们过去搞革命，依靠农民，依靠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今天搞建设，也要以农业、农民为主体。”因此，江华总是把“三农”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列入省委、省政府的主要议事日程。在他的领导下，省委集体也非常注重“三农”问题，集中相当精力抓实、抓好这项工作。由此，浙江农业发展一直走在前列，深受毛泽东、党中央赞许。

　　江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讨论制定。《纲要》中的不少内容是在总结浙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如关于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12年内粮食亩产达到400公斤的指标，棉花（皮棉）亩产根据各地情况从17.5公斤分别增加到30公斤、40公斤和50公斤，都是以浙江已经达到的先进水平为依据的。此后，江华为全面实现《纲要》目标，统揽全局，真抓实干，取得了优异业绩。

　　——确定重点，狠抓基地建设。根据全省54%的粮地面积、约60%的粮食总产量以及70%的商品粮集中在23个县（市）的情况，江华和省委提出了全面规划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23个重点产粮县、8个棉花基地县，以及一定数量的油菜、麻、生猪、蚕桑、茶等基地县。江华多次强调，抓农业基地要坚持水利先行、肥料紧跟、改革耕作制度、绿化保土的方针。通过基地县建设，特别是重点产粮县的建设，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实现《纲要》主要指标，保证粮食、工业原料和副食品的供应以及改善人民生活都起了重要作用。

　　——改良土壤，推广良种，实行粮食耕作制度改革。在江华的组织指导下,1958年至1960年，全省开展了土壤普查，摸清了土地家底和适种作物等，编纂了《浙江土壤普查志》。此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改造低产田工作，共改造低产田421万亩，平整土地230万亩。为改变浙江连作稻种植少、旱地只种一熟的现状，江华和省委决定改革粮食耕作制度。通过试点，在全省因地制宜地推广连作稻和旱地三熟制，打下了改革耕作制度的良好基础，使浙江的粮食生产走上了“多种、高产、多收”的道路。随着耕作制度的改革，江华还提出种子改良的具体意见：要学习广东和江苏、上海等地的经验。从1959年开始，浙江先后引进并大面积推广种植广东、江苏的矮秆稻，全省粮食亩产量又获新突破。为促进各地平衡增产，1964年，江华要求省有关单位，认真总结绍兴东湖农场全年三熟的稳产高产经验，对指导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江华十分重视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特别是兴修水利，改善排灌设施。全省在举办大型水利工程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兴修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到1966年，全省修建了水库、山塘12000多座，其中大中型水库47座；增加机电排灌动力56万马力，机电排灌面积达到1300余万亩；新建和加固江堤、海塘4600多公里，建成3孔以上水闸328座；建成水电站935处，装机75.4万千瓦；旱涝保收面积增加到近1200万亩；还广泛地疏挖拓浚河道，培修圩围等。大批水利工程的建成，显著提高了防洪排涝的能力，这不仅为粮食丰产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保障了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治山治水，上山下海，推进农业全面发展。江华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要认真落实省委制定的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他经常强调“治山治水要统一起来，以治山为主，造林种草就是蓄水，寸径树可蓄斗水。”他每到一地，看到山丰林茂，山清水秀，牛羊成群，鸡犬相闻，就高兴；看到荒山秃岭，毁林开荒，牲畜稀少，就批评。1962年冬，他在温州、金华农村作了20天的调查研究后，进一步提出要在努力提高现有耕地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把“上山下海”作为农业的主攻方向，为农业发展找到广阔前景。

　　——围绕农业办工业，号召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江华特别注重围绕农业办工业，建立支农工业体系。同时，十分重视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工作。在实践的基础上，江华以省委名义于1957年5月4日，向毛泽东、党中央呈送了《关于从发展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努力解决农业和工业、商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协作问题。毛泽东予以充分肯定，作了两次批示和一次讲话。中央办公厅将此报告转发全国，《人民日报》给以全文刊载。在江华和省委的组织号召下，全省各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积极制订服务农业生产的规划，并切实付诸实施。

　　在江华及省委的领导下，经过全省人民的不懈努力，浙江1966年全省粮地复种指数达159.3%，粮食亩产437公斤，总产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到334公斤,成为全国第一个超《纲要》规定指标的省份，这是浙江农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浙江作为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省份之一，在只占全国约1%的土地上，不仅养活了占全国约4%的人口，而且还每年向国家上交原粮，成为对国家贡献很大的省份。

　　江华直至年过八秩，还念念不忘“三农”。他把自己在浙江农村视察调查，与干部、农民座谈“三农”问题的思考，或写信向中央领导反映，或当面探讨，寻求发展之策。江华的“三农”情结终生不渝。

　　三、发展工业，奠定基础

　　江华在重点抓“三农”的同时，也不放松对工业的领导。江华任省委副书记不久，根据浙江实际，提出了继承中发展，立足全国大局，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的指导思想。在1954年1月省委召开的全省第七次工业会议上，江华指出，必须加强党对地方工业的领导，把发展地方工业与国家工业化紧密结合起来，在支援国家重点建设的同时，相应地积极发展地方工业，以满足当地人民需要，补助国家国营工业之不足。江华这一地方工业发展思路，成为全省干部群众的共识，开创了地方工业发展新格局。

　　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江华敏锐地抓住进一步发展地方工业的大好时机，提出大力发展地方工业，重点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的工业的思路。1956年7月1日，江华代表省委在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尽可能迅速地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实现，积极地、有计划地去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

　　为了打好地方工业基础，解决浙江钢铁供应的燃眉之急，1956年2月，江华等省委领导作出了“大家紧紧裤腰带，一定建个钢铁厂”的决策。浙江钢铁厂、绍兴钢铁厂筹建期间，江华亲自研究建设规模，踏勘选址，落实所需物资，倾注了很大精力。1957年11月26日，绍兴钢铁厂一号高炉正式投产。江华豪迈地说：浙江从未有过近代钢铁工业的历史，现在，永远地结束了！这是浙江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胜利和重要贡献。

　　浙江化学工业基础很薄弱，农化产品供求矛盾非常突出。经江华提议，在毛泽东、陈云的关心支持下，195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浙江建设化学联合企业（现“巨化”）的方案。在该厂筹建期间，江华予以高度重视，指派省委、省工业厅有关领导负责项目建设工作，亲自过问该厂的领导班子建设，要求有关部门调配得力干部，组成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为此，省委组织部精选抽调了十余名厅局级干部，3名总工程师、33名工程师，以加强“巨化”中高层领导班子的配备。因国民经济调整，“巨化”合成氨工程面临缓建下马之虞，江华据理力争，建设得以马不停蹄。1962年11月，“巨化”合成氨分厂建成投产。江华由衷地赞叹：我们自己能生产化肥啦！

　　在发展地方工业、抓好重大建设项目的同时，江华非常重视工业建设的宏观政策问题。为了鼓励发展地方工业，江华提出了新建企业归县管、利润5年不上缴、产品由各县自己分配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为了保证地方工业健康发展，江华很关注全省基本建设投资的发展变化。针对1958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扩张较快的问题，江华即于1959年提出：1958年大发展，今年就要加强整顿、巩固、提高工作，提高质量，这是规律。

　　在发展地方工业的过程中，江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紧紧围绕农业办工业。在他的倡导下，浙江兴建了一批水电、化肥、农药、钢铁、水泥、机械制造，以及棉纺、丝绸和其他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初步建立起支农工业体系。

　　江华为发展地方工业呕心沥血。杭州汽轮机厂、杭州轴承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等许多企业，都是他提议、争取和领导下建设发展起来的。从1956年到1965年，浙江建立了以冶金、化工、电力、机械为主的一批工业企业，开辟了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硅酸盐工业、无机和有机化工（包括化肥、塑料制造）、发电设备和输变电设备制造、气体分离设备制造、农业机械制造、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门类，并批量生产出许多浙江从未生产过的、为工农业和各个经济部门的技术改造所必需的新产品。地方工业的建设，优化了经济结构，为浙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求真务实，关注民生

　　江华在领导浙江工作期间，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省委在作出重大决策或重要部署之前，江华总是先进行调查研究。

　　江华重视调查研究，认为改正缺点、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真调查研究，认清问题，找出办法，从现象上去找本质、找规律。每次开完省委重要会议，江华就要下基层，一去半个月，一转半个省。他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农村。他在参与制定《纲要》的过程中，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为中央提供了可信的参考数据。

　　在调查研究中，江华很注意下基层蹲点。1957年，他到仙居县蹲点两个月，了解农民闹退社的原因。以后，他每年都下去蹲点，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真实情况。1961年，江华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2月6日、8日，两次向亲临杭州、指导中央调查组工作的毛泽东汇报退赔、自留地、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虚报浮夸、调查研究等问题。毛泽东予以肯定。随后，他又蹲点反复调查，得出大多数食堂已经阻碍生产发展，影响了党群关系的结论。从而给毛泽东写报告，建议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分口粮到户。报告中的一些意见后被《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所采纳。

　　通过调查研究，江华对省情了如指掌，因此，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说真话、办实事。当中央提出大办工业的方针时，江华认为浙江条件还不具备，只能大力协助支持，不能大办。有一次，江华和省委领导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个别县因缺粮饿死人的问题。毛泽东说：“你们胆子大，浙江死人很少，你们敢讲，有的省死人比你们多都不讲。死了人应该如实汇报嘛！以便查清原因，防止出现类似情况。”江华等同志回答：“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再隐瞒就错上加错了。”毛泽东感慨地说：都像你们这样实事求是，就不会饿死这么多人啰。为此，毛泽东还派人到绍兴调查粮食产量情况，证实所报属实。后来，毛泽东在全国七千人大会上批评了报喜不报忧的问题，表扬浙江比较老实。

　　对于“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放卫星”等现象，江华很不以为然，尽量控制浙江不要放大“卫星”。对于人民公社化中的“一平二调”等问题，江华很是痛恨，认为这是剥夺农民的行为，一经发现，要坚决纠正、退赔。1960年7月3日，省委转发中共金华地委上报的《上华等公社重犯“一平二调”的错误》等3个材料，要求各地以此教育干部,认真批判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此事受到中央重视，并将文件批转全国。江华求真务实的精神品格从中可见一斑。

　　江华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目的就是让农民富起来，怕农民富起来是穷光荣思想，是要不得的。所以他非常关心农民利益，爱惜和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0世纪60年代初，江华多次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不许公社和生产大队向生产队提取机动粮或另立项目增任务，要保证不降低社员口粮。1960年8月26日，江华向中央反映了重点商品粮地区存在的问题，建议适当削减这些地区的粮食征购任务、降低农业税，调高上交商品粮额度较大地区的粮价。1961年起，省政府决定调整粮食购销政策，全面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幅度达21.8%。同时，稳定粮食征购任务，3年不变，形成制度，延续至70年代。每年大秋以后，江华都一再要求各地不卖过头粮，保证农民有储备粮；同时抓好小秋收，增加农民收入。1965年，经济调整取得一定成效后，江华依然强调：生产增加，群众生活也要搞好；农村集市，不能取消；为了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群众，要适当地改革省内的一些不合理规定。到1966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57年的86.8元增加到133.5元，人均口粮由277公斤增加到308公斤。

　　五、暮年壮心，不懈求索

　　1983年，江华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职位上退了下来。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到杭州工作、学习和休息。从1994年到1999年辞世，江华再次长住杭州。浙江是江华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常说：“浙江是我的第二故乡。”

　　暮年江华，进取不已。他将全部余热用到了学习、思考、总结方面，开始了新的不懈求索。

　　江华晚年的思索，侧重于总结党的执政规律。1985年1月，他提请浙江省委尽快组织编写《浙江省的三十五年》，据此思考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经验教训。从2月到5月，江华在杭州多次召开座谈会，请浙江有关老同志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反省教训。这不仅提供了许多翔实史料，而且使与会者深受启迪。1986年，江华摘除白内障手术后，双眼重获光明。从4月到7月，江华加快工作进度，连续到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等地，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请“文化大革命”前担任过地、市、县领导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座谈，总结20世纪50、60年代浙江各方面的工作。每次座谈会，他都强调，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不夸功，不讳过。

　　通过回顾总结浙江的历史，思考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败得失，1994年7月1日，江华写下了长期思考的结论：“初搞革命难，夺取政权更难，巩固胜利难上难”，并将其题赠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江华同志强调，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为了从理论上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江华晚年作出重读经典的计划。1998年初，他读完《毛泽东选集》后，又开始重读《资本论》。他计划一年读一本，三年读完三大本巨著。1998年他读完了第一卷，边看边思考，书中写下了很多眉批，笔记中留下了很多深邃的思考。1999年他日渐病重，卧榻不起，吸着氧气，还研读不已。最终因病危只读了第二卷的大部分，计划戛然而止。江华是读着马克思主义书籍，寻求真理投身革命，又在追求真谛中走向人生终点。

　　江华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永垂青史；他求真务实、关注民生的工作作风，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