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杨仕春装了假肢，走起路来并不灵活，还伴随着“吱嘎、吱嘎”的声音。但就是这独特的足音，陪伴着他一路走来，在军旅生涯中走出了一条曲折而又坚定的人生道路。

　　“我不能趴下”

　　虽然回忆是残酷的，但我们不得不把时间推移到22年前，那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战斗。这一天，身为炮兵侦察排长的杨仕春带领侦察小组冒着密集的炮火，爬上前沿阵地侦察。正当他在地图上标定敌炮阵地坐标时，不幸被炮弹击中双腿……

　　当他苏醒过来时，已经是半个多月后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杨仕春，望着裹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纱布的断腿，心一阵阵地被揪紧：“我才24岁啊，今后的道路怎么走？”那些天，他睁开眼睛就胡思乱想，闭上眼睛就做梦，梦见自己跑啊跳啊，醒来摸着空空的裤管，枕边湿了一大片。就在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军委总部和军区领导不断关心鼓励他，战友和亲人都给他写信，鼓励他坚强再坚强。杨仕春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我不能趴下！我的生命已经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然而，一个断了双腿的人要重新站起来，谈何容易！经过10多次截肢手术后，杨仕春装上了假肢，60多公斤重的身体完全支撑在残肢末端薄薄的皮肉上。残肢的末端不知被磨破了多少回，每次医生都要用镊子夹着纱布塞到化脓的伤口里擦脓血，每擦一次，杨仕春脸上的肉都在颤抖。就这样，他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9个月，扔掉一只拐杖；13个月，拐杖换成手杖；25个月，终于可以用假肢慢慢走路了，而他两条残肢的末端也被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刚刚能下地，杨仕春又逼着自己学骑自行车。理由很简单：走路不够快，怎么能跟上大家的步伐！于是在那个夏天，杨仕春顶着骄阳，在大操场练习骑车，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有时骑着骑着，一脚踩空，假肢就飞出去了。可他没有气馁，一个星期下来，他真的能用假肢踩着踏板了。

　　“我成功了！”杨仕春那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再难，我也要坚持”

　　休养一段时间后，杨仕春又面临艰难的选择。是接受组织照顾，留在福建老家工作，还是继续为部队、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摸着残腿，他想到自己血管里流淌的是战友献的血，想到住院期间医护人员精心救治他的场景，学医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

　　然而，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医学基础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当时，他在老家边养伤，边学习，还拜了当地医院的名医为师。从家里到医院是一段山路，弯道多，坡连坡，他骑着电动残疾车来回奔波，有一次从坡上滚下去，车子毁了，险些没命。

　　为了抓紧学习，他每晚都躲在狭小的厨房里，借着昏暗的灯光看书，常常看到凌晨两三点。功夫不负有心人，1993年，杨仕春以全省第三名的好成绩考进了浙江省中医学院。而此时，1.77米身高的他，体重却不到50公斤。

　　开学第一天，杨仕春就遇到一个难题，教室在五楼，仅凭一双假肢，他能爬上去吗？一级、两级、三级……１０多分钟后，杨仕春终于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教室门口。老师、同学全都站了起来，用热烈的掌声迎接他。事实上，从一楼到五楼共有96级台阶，杨仕春平均每天要走两个来回，下楼梯更难，只能侧着身子一级一级往下挪。

　　自学4年，大学3年，杨仕春除了完成学院12门课程外，还认真研读了30多册医学书籍，写下了50余万字的医案笔记，收集整理了400多个单方、验方。

　　“每个病人都是我的亲人”

　　1996年初，杨仕春成为驻浙某部医院的一名军医。10多年来，杨仕春的心总是与基层官兵和地方百姓紧紧贴在一起。“每个病人都是我的亲人，把病治好了，也等于给了他们生活的希望。”

　　有一阵子，一部分战士患上了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咳嗽不止，用了一阵子西药，疗效仍不明显。杨仕春知道有个中医方子可以治疗这个病，可是药房缺少两味必需药：鱼腥草和马兜铃。听说驻地附近的水田里有这些草药，杨仕春就骑着自行车去采，但他带着假肢根本蹲不下去，只好使劲弯下腰采一株，再歇一口气。水田边又湿又滑，一不小心他就滑了一跤，假肢也被摔得飞了出去。等他捧着草药回到家时，妻子看着湿淋淋、一瘸一拐的丈夫，又是心疼又是生气，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家里都成了‘诊所’了。”妻子开着玩笑告诉记者。杨仕春还做了好多“医患联系卡”，把家里电话和手机写在上面，谁来看病就送上一张。不少战士在医院看过病之后，一有头痛脑热，就直奔他家，杨仕春经常是饭没扒两口，电话响了，把筷子一搁就去给人看病了。

　　杨仕春在军医的岗位上，不单治疗病人的身体疾患，还对症下药治心病。那年，杨仕春给从河南来杭州打工的小宗治病，在进行紧急抢救后小宗虽脱离了危险，但杨仕春仍放心不下。在病房里，他关切地同她拉起了家常。原来小宗家里非常困难，丈夫患有精神病，动不动就打她，原本就患有轻微心脏病的她，承受不了长期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下子就发病了。杨仕春用自己的经历开导小宗，鼓励她要坚强，要把这个家努力支撑下去。在小宗出院时，杨仕春还帮她免了大部分医药费。

　　许多人都不愿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伤痛，杨仕春却经常坦然地把残腿露出来，给那些经历了挫折、退缩丧气的病人看，讲述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重新树立信心。在他的劝导下，一位得了精神抑郁症的士官恢复了心理健康，一位因失恋而想要自杀的女青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一位患肌营养不良差点没了双腿的妇女重新站了起来，还开起了理发店……

　　“伤残不是砝码”

　　说起杨仕春，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妻子艾丽。艾丽是在杨仕春受伤后毅然嫁给他的，22年来，家庭的重担几乎都压在这个身材娇小的女人身上。杨仕春曾经给艾丽写过一封信：“不少夫妻常说，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我却不这么想，像你这样的妻子，下辈子哪能碰到啊。已经让你吃了太多太多的苦，下辈子怎敢奢望再与你牵手……”

　　丈夫的肩膀本是妻子依偎的靠山，而艾丽却经常要背着杨仕春洗澡、上厕所，常常两个人一起摔在地上。杨仕春在医院上班，艾丽却没有正式工作，就去菜场卖菜、到药厂洗药瓶，为家庭增加一点收入。每天晚上，艾丽都会为杨仕春打好热水，仔细为他擦拭残腿，敷热僵硬的关节，也为他洗去一天的疲劳。

　　22年来，家里遇到许多困难，杨仕春总是轻轻带过，从不向组织要求什么。每次换假肢，他总是一个人坐火车去，挑最便宜的；修理假肢和残疾车、还有看病的发票，本可报销，却被他偷偷藏在了抽屉里……“我不能用伤残作为向组织无限提要求的砝码，否则就对不起在战场上失去的那两条腿，更对不起牺牲的战友。”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杨仕春：你觉得自己幸福吗？他说：“幸福感需要一个参数，我的参数就是，跟牺牲了的战友比，我还有一条生命；跟双目失明的战友比，我还能看到世界；跟高位截肢的战友比，我还能装上假肢继续走路；跟牺牲战友的家庭比，我的家庭美满和谐。”杨仕春顿了一下，坚定地说：“所以，我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