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地区的拆迁项目不同之处在于，为有效杜绝“钉子户”，酒仙桥危改项目并非采取签一户搬一户的方式，而是首次实施同步拆迁方案。

　　也就是说，这次拆迁不再采取签一户搬一户的方式，而是居民中达到一定比例的人都签订协议后，所有人就得同时搬走，即“同步拆迁”。

　　巴长瑞表示，同步拆迁是为了避免大多数同意搬、部分不同意搬带来的问题。先搬的回不来，后搬的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开发商也会蒙受相当大损失。同步拆迁，可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根据9日的投票结果，同意拆迁者未能过半，同步拆迁会不会就此搁浅？巴长瑞说，同步拆迁其实也是相对而言。酒仙桥危改涉及5000多户，84万多平方米土地，不能简单地理解同步，“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所有房屋全部推倒”。同步拆迁会不会改变，现在下结论还早，将在工作推进过程中拿出相应办法。

　　“我一直在关注酒仙桥房改的进展。”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的赵晓表示，之所以关注它，就是因为相关部门推出了一个投票表决的方式。“这很了不起，通过投票表决，把权力交还老百姓，如果成功了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模式，给其他类似的危改项目以极大的借鉴意义。”在赵晓看来，哪怕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对于危改来说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达了跟赵晓类似的观点。“除了效率我们还需兼顾公平。从实施危改的效率看，一般来说投票表决要比政府决策低。但是未必效率高的、危改速度快的就是最好的。”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员教授毛寿龙看重的，则是此次投票中百姓的参与度。“过去来讲是政府单方面做决定或者开发商强势的介入，以这种方式拆迁。现在应该说是一种平等的方式，老百姓有参与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进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胡锦光教授认为，政府决定拆迁，有几个因素要考虑，如居民的住宿条件很恶劣，需要改善他们的居住状况；或者是从市容市貌的角度考虑，这个地区的状况已经和整个城市的发展不协调，如果危房不改造，会造成这个地区的交通不顺畅。

　　“这个决定是政府来做的，但应该证明拆迁是公共利益的需要。”胡锦光强调，政府要拿出证据证明，通过拆迁，居民因此得到的利益要大于失去的利益。

　　然而，怎么进行危改、是一次性还是分阶段进行危改，要听取居民的意见。胡锦光说，当政府的决策可能涉及利害关系人的重大权益时，他们应该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履行这个程序，“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在决策时了解到各方面的诉求，才能保证政府最后的决定具备合法性、正当性。”无论用什么方法，必须听取居民的意见，不投票的视为放弃自己的权利，不愿意拆也是正常的，不可能全体一致同意。

　　“有的人以为越不搬，政府就会满足他的高要求，拿的钱越多。”胡锦光说，这会形成恶性循环，给下个地方的拆迁形成不好的示范效应。如果能健全相关的评估机制，个人因拆迁遭受的损失与得到的补偿相当，居民应该是会接受的。

　　在中国住宅与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看来，酒仙桥区域居住环境比较差，用投票决定拆迁的方式是政府和危改实施单位听取民意，达到良好沟通，有利于危改工作进行的一件好事情，也将城市拆迁工作向规范性操作迈进了一步。

　　有关专家认为，从北京酒仙桥的现实居住情况来看，进行危房改造是现实所需，人心所向。应该说在整个危改推进过程当中，政府的相关部门、开发企业和居民都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和良好的沟通愿望。

　　这次进行投票表决，并不是要表决出最终的拆迁方案，实际表决出的是在拆迁过程当中，听取民意、吸取民智的一种真诚的态度，政府相关部门为此搭建了良好的沟通桥梁，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应该说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应该进一步去完善方案，不能因为大多数人去捆绑少数人的利益，也更不能因为少数人去伤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说只有加快推进危改进程，才真正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本报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