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许多越剧磁带，都是奶奶留下的。老人家在世时，只等那咿咿呀呀的唱腔响起，一曲一句，声声断断……我就觉着时光倒流了，抓一把空气都是过去的：人物、衣着和表情。奶奶裹着花袄，抱着暖手的铜炉，望着窗外细声说： “我的一生都消磨在越剧里了。”婉转着，婉转着，那吴侬软语消磨了音节中所有的棱角，也消磨了奶奶流年往事中所有的细节——

　　在宁波乡间的庙宇祠堂里，一群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聚在一起学戏，就像是飞舞在夏日夕阳下的红蜻蜓，高高低低，浮光掠影。奶奶那年十岁，父母眼见女儿日渐长大，不免为其日后生计忧虑，遂问女儿：“学女红还是学戏？”“学戏!”女儿斩钉截铁。父亲把执拗的女儿送进邻县一个叫“高升舞台”的戏班子，老板给奶奶起了个艺名“水莲花”。

　　事实上水莲花根本不是块唱戏的料，扮相不俊，嗓音条件也不好，入班半年后，师傅劝她回家，她哭了三天三夜，哭得众姐妹都来替她说情，终于被同意留在戏班里，帮着师姐师妹化妆、贴片、穿鞋、抢场，连个跑龙套角色也轮不上。几年下来，戏虽一无长进，却学得一手梳头的本事，被戏班里的人喊作“梳头娘”。

　　1938年，“高升舞台”开进大上海演出。“梳头娘”围着筱丹桂等几个主要演员，唱在戏台，睡也在戏台，闲来就弄一包香瓜子，几个小姑娘嗑着聊天解闷，日子过得简单有趣。忽然有一天，父亲从浙江老家赶来，把女儿劈头盖脸骂了一通。父亲骂得在理：女儿三岁时许配给石步沟的姚家，如今十八岁了，姚家催着年内完婚，女儿却置之不理。愤怒的父亲砸了女儿的梳妆盒，然后叫来两个堂姐把哭哭啼啼的女儿拖上十六铺轮船码头，一路看管着从上海至宁波。

　　“梳头娘”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娘子。夫家的规矩多，平日里是不允许随便外出的，尤其像新媳妇这样在戏班里呆过的，生怕她们心活，趟了浑水。奶奶就整日坐在房间里，对着梳妆台唱“人去楼空空寂寂……”哼着哼着，就以为自己到了戏班里。谁知好景不长，丈夫得了急病，乡村大夫束手无策，送去宁波的大医院也没能抢救过来，说走就走了。按算命先生的说法，新媳妇命相克夫，于是一纸休书被送退回娘家。此时，母亲身患重疾，卧床不起，女儿的归来让这个家庭旧愁添新愁。祸不单行，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奶奶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更不堪的是村里的闲言碎语——“这个女人命硬，克死丈夫，克死双亲，简直比毒蛇还毒。”一刀一刀，剐得奶奶心上血肉模糊。一次又一次，她望着梁上悬着的那根麻绳，没有勇气把头伸进去。

　　1941年夏天，奶奶找到了在上海滩红得发紫的师姐筱丹桂，筱丹桂念旧情收留了她。她得以重操旧业。她的悲伤和痛苦慢慢消失在青衣水袖、歌管楼台中，招招式式，声声咽咽，搭救了奶奶的灵魂，她感觉那群夕阳下飞舞的红蜻蜓依然是最美丽的。

　　一晃就是五六年。师姐筱丹桂为软刀子杀人的谣言而死，死前写了“做人难，难做人，死了”的字句。没了靠山的梳头娘不得不离开戏院，暂时寄住在上海伯父的家里。在那个年代像奶奶那个年龄的妇女，大多是儿女绕膝，伯父伯母看着“游手好闲”的侄女触眼，四处托人给侄女介绍对象，男方听说奶奶在戏班里呆过，多数打了退堂鼓，最后有一个“无锡开炮仗店的小老板”愿意娶二十六岁的奶奶为妻。想尽快结束寄人篱下生活的奶奶答应了这门亲事，由伯父伯母代表叶氏家族送亲，没有花轿，没有锣鼓，只有三箱随身带的行李。

　　火车驶入无锡站台，老式车头喷吐着白蒙蒙的雾气匍匐在轨迹上喘息。车门打开了，一袭红缎旗袍的奶奶缓步走下车厢。江南早春的天气还比较冷，风吹在脸上刺骨的疼。

　　爷爷1980年给我讲起那段往事时，说他第一眼看到的奶奶是“越剧里的女子”——鲜亮的衣着，雅淡的妆，软糯阴柔。那一刻，他下决心要永远爱护这个来自他乡的女人。但对奶奶来说，却是一场骗局的开始。首先她丈夫的身份不是炮仗店老板，而是炮仗店伙计；其次新房里的家具多数是借来的，除了一张床。奶奶在感到上当受骗的愤怒之际，冒出了逃婚的念头。

　　在那些月朗风清的夜晚，奶奶躺在板床上久久地难以入眠，她所有思绪都飞扬在水袖飘飘的越剧声韵中……从爷爷家里到火车站有10公里路，人生地不熟的奶奶足足走了5个小时，夜半时分她立在无锡北站，等候开往上海的火车。突然爷爷上前拽住她的袖管，含着热泪恳求她回家。回家后奶奶大病一场，爷爷白天黑夜端汤端尿，温暖和感激开始填进她的心里……

　　十五年后，当初中毕业的妈妈偷了奶奶压在箱底的戏服，去报考江苏省戏曲学校，监考老师惊讶地问女孩如何学会那么多越剧唱段。女孩回答：“是从我妈妈那里听会的！”

　　如今奶奶不在了，我好久都不听越剧了。最近，文化馆的朋友送给我一盘DVD，是几场越剧的经典唱段。夜深，我躲在被窝里沉迷于那烟雨般的韵味里，咯血的林妹妹唱：“如今是知音已绝，诗稿怎存，把断肠文章付火焚。”我泪流满面，想起奶奶的故事，缠绵，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