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 裴建林） “文化信息的传递和讨论，应该由不同领域的人来共同完成，这中间，媒体起到了一个横向沟通的作用，因为它能在政府、学术界、公众之间起到联系的作用。在今天，媒体做这样的事，能创造出一种讨论问题的新方向和价值。”6月2日下午，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做客“钱报红人馆”，与晚报记者就“今天媒体该为社会人文素养的提高做些什么”这一话题进行了一次探讨。

　　对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正在开展的农民“种文化”百村赛活动，他表示，这是一个在民间发现、培育文化的好活动；对于晚报人文版的“民生文艺”这一报道形式，他表示，如果有其他媒体和文化团体跟进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一种孤单的力量了。

　　穿着黑色西服但不系领带的杜维明很认真，对于记者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用笔仔细地记录下要点，然后一一给出回答。

　　如今人心浮躁，对于这一现象，杜维明先从知识界的浮躁入手：“最好的情况是，学术界的深刻研究能提升知识界的水平，并带动社会其他各界的水平。但学术界的肤浅，同样会降低知识界的水平；而知识界的浮躁直接干扰学术界的研究。”从知识界的浮躁他转向了媒体的浮躁。杜维明从互联网的浮躁谈起，谈到了媒体应该如何在这股“风”面前保持冷静：“有些媒体很浮躁，商业化程度很严重，在这个时候更应该重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比如一家商业化程度很高的报纸发一篇文化评论，它要损失10万元广告费，但问题不能全这么看。文化评论有助于树立一家报纸的品位，也体现了该报领导的品位。这是再多的钱也换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