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内外日趋响亮的“浙商”，作为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商帮，其迅速崛起与高速发展蕴含和呈现着丰富、深刻的人文精神。“浙商”的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面临转型挑战，“浙商”人文精神如何发扬、创新和转型？作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新近主办了“‘浙商’的人文精神”的首期月度论坛。省内从事“浙商”研究的3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齐聚一堂，分别从人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和哲学等的视角，分析和阐述“浙商”的人文精神，各抒己见，颇有新意。

　　

　　

　　

　　

　　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王曙光提出，研究浙商既要体现经济优势，又要体现和形成人文优势，还要反映人的全面发展。浙商要从经济浙商转向人文浙商，包括从实惠浙商转向理想浙商，从经验浙商转向学习浙商，从实务浙商转向智慧浙商，从企业浙商转向事业浙商，从本土浙商转向国际浙商。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尹铁博士、省委党校白小虎副教授认为，浙商是草根商人，是依靠血缘、地缘、亲缘关系发展商业工业的。浙工大之江学院副院长张一青教授说，浙商的人文特色在于，做别人不愿做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今天仍然存在做别人不愿做的，但需要加强和发展别人做不了的。

　　杭州行地集团董事长陈永兴说，浙商有三个层次，一是敏锐地把握市场，这主要靠胆识，浙商既有胆量又有理性；二是准确使用人才，这主要靠理性；第三是承担社会责任，主要靠德性。“浙商”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吕福新教授认为，草根浙商也体现一种人文特性，即具有乡土和自然本色的人文特性，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人文特性具有较大距离，这之间有多层次的浙商人文特性，现代的人文特性包括充分发展的感性、理性和德性。

　　浙大管理学院王小毅博士说，总感觉过去关于浙商的研究似乎没有抓住本质性的东西。浙商为什么会成功？一个主要观点认为浙商有自己的商业基因、文化传统，一种观点说是浙商钻政策的空子，机制灵活，还有说凭的是吃苦耐劳，还有人归结为政府的无为，这些观点都不确切，说不大通。那么什么是浙商取得成功的真正内因？我们课题组把它归为浙商特有的思维模式。浙商往往是开始时喜欢和通过私人网络来收集信息，但真正相信的是大学教授和专家，而最后是他自己收集和分析信息，喜欢用自己的直觉来判断和决策。

　　浙江工商大学吴炫教授认为，浙商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商人群体，是血缘与业缘的综合群体。当代浙商人文特性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主创造，即来自草根；另一种是拿来主义，从国外拿来，从历史拿来。目前更要在拿来的基础上创造。浙商在人格上是很独特的，具有既灵活又坚韧的自我实现和追求的品格。既很尊重现实又超越现实，具有穿透性，与现实很亲和，既肯定血缘，又很有个性和自主。

　　浙宝电器（杭州）集团董事长翁浙敏说，浙商很重视商会的作用，到处建立温州商会和浙江商会。商会可以提供信息资源，联络和凝聚感情，互相帮助形成合力，以保证和促使业务发展。

　　吕福新教授将“浙商”的人文特性概括为“个众－和合”特性。认为浙商具有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人数众多，国内外的浙商多达1000万，即具有“个众”特性。这个特性体现“天人分离”，以及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与功利、务实和自主决策的理性行为等，体现草根性和民众性。同时，浙商也体现“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以及家国共同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发展专业市场，走南闯北，实行“经济远征”等。可以说，浙商的人文特性是一种综合创造。

　　

　　

　　

　　浙商的伦理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初和之后的一个阶段是释放型，即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释放出自己的本能力量。省委党校的陈立旭教授说，但到了现在，就需要从释放型向规范型转变，浙商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浙商的伦理精神不能是历史上的商业伦理，不能是掠夺的、权贵的和裙带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必须是契约的、民主的和法治的伦理精神。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教授提出，研究浙商，要总结浙商30年的经验，要客观地全面地来看待。在肯定浙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更应关注他的社会人格，特别是注意浙商人文中所包含的负面因素。浙江工商大学顾春梅教授认为，研究浙商要从过去的“仰视”转变为“平视”，要客观公正地看浙商，用发展的眼光看浙商，跳出浙江看浙商。

　　浙商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敢于突破，敢于创新。王小毅博士引用他们课题组实证研究浙商的结果指出，就开始和短期来说，浙商喜欢冒险，后来这种冒险的偏好产生了逆转，出现一种趋中现象，到10年以后的今天，开始变得稳健起来。翁浙敏董事长说，浙商在起步的那个时候，凭的是胆子大，有个说法叫“胆商”，不用学历高，文化水平高的反而做不了老板。但到了现在，企业的发展就要有知识和文化，浙商的下一代就要靠文化了，否则就做不好。

　　浙江工商大学何丽野教授认为，浙商有一种典型的“水”性。一是水往低处流，做小商品，进入人家不注意的市场；二是外柔，没有固定的形状，浙江商人做生意就是这样，没什么一定的规则；三是柔中带刚；四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即渗透型。浙商走到今天，应该说是把“水”性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水”性太盛，水的缺点是智有余而仁不足，浙江商人有时候是聪明有余而仁义不足。浙商现在面临着转型，要着重培养“火”的特性，火的功能是改造、照亮。

　　与会人士认为，浙商的伦理精神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商业为事业，将经商升华为事业；二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近代浙商在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三是有正确的利益观，将儒家文化发扬光大。前段时间，浙商已经发表了企业社会责任宣言，将来浙商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浙商的伦理精神是其人文特性的体现，承担社会责任和开展慈善事业，是一种社会伦理精神。但不能过分强调承担社会责任和从事慈善事业，一旦超出经济承受能力是很有害的。

　　

　　

　　

　　“浙商的人文传统，既有大传统的根源，更有来自于小传统，即民间的工商文化传统”，“浙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教授说，社会的大文化、小文化和生活方式都影响着浙商，使得他们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面。白小虎副教授认为，浙商的人文传统可以归结为是一种传统社会中的小农市场传统。浙商的根也是在小农市场传统。近代和当代浙商有个相通点，就是小农的市场传统，他们都抓住了机遇，前者抓住了国门开放的机遇，后者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专家们认为，浙商发端于小农经济环境，与生俱来地带有小农经济的特性。

　　对“浙商”人文特性的研究，首先是基于对浙商及其内涵和意义的认识。“浙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轶清说，传统的文化环境不适合于市场经济，但是浙商作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浙商既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又创造了丰富的文化成果。例如，把竞争与合作结合起来，并突出地体现在块状经济中，又如企业组织结构是集权与民主的统一。这些都给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很好的启示。浙商的实践所体现的主要是文化的自发倾向，自发地受历史传统、社会环境和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但缺乏文化的自觉。对浙商人文精神的研究，可以促使浙商的文化自觉。

　　徐斌教授说，现在谈到浙商文化传统，往往讲浙江的文化传统，但有必要站在一个大的文化大背景下去看待浙商的形成与发展。王小毅博士将“浙商”的思维分成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商业哲学即“商哲”，另一层是浙商的思维模式，可称为“商模”，再一层次是浙商的策略和方法，叫做“商策”。他说，现在很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策”方面，需要在“商模”和“商哲”两个方面来研究“浙商”的思维模式。“浙商”研究中心文化研究所所长韩永学教授说，我准备写一本“浙商的个性文化”，对浙商文化进行汉学、浙学和方言学的解释。吴炫教授认为，“浙商”不受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的约束，要把经济与文化结合起来，探索“浙商”的主体内涵和结构，以及存在的局限和如何进行重构。

　　在归纳大家的观点后，吕福新教授建议，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文学、管理学和哲学等融合起来，来研究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以及经济与文化、制度与伦理、契约与心理、角色与人格，还有外生性与内生性、同质性与异质性或共性与个性等统一的“浙商”精神，建立相关性与自主性统一的主体性分析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