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末，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参加了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当时许多与会代表都提到，许多大学在重视研究成果之外，忽略了人的发展。

　　在环太平洋联盟校长年会这一天，他直接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他所极力倡导的人文精神，正好为这个话题给出一种答案。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所有的校长都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他们甚至辩论了起来。

　　“我们是不是正在发生偏移，或是默许自己发生偏移？”悉尼大学的盖文·布朗同时也是APRU现任的主席，他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以从事研究为核心的大学是否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

　　马来亚大学的副校长达图克·萨莉姆说，事实上许多学生和家长只对有商业价值的课程感兴趣，人文学科不被重视，过分的商业化理念甚至对科学本身都产生了影响。如果像杨振宁教授所说的，未来科学更趋向于应用研究，那么在这个商业化的世界里，追求真理想法和现状如何保持平衡？

　　主持这个话题讨论的是东京大学的校长小宫山宏，他是很多在场的工程师出身的大学校长的代表，他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基础科学让年轻人发生兴趣。

　　“科学与人文之间需要最大程度的沟通。”校长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眼下我们需要科学，也要理解科学。对于很多人文的话题，我们也在寻找科学的答案。生命的起源对于生物学的学生很重要，也对人文学者很重要。”他们说，科学能对艺术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反之也亦然。未来大学的学生，要学会同时用科学的视角和人文的精神，综合考虑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校长杨祖佑用一个例子来证明文化怎样影响一个人。他的好友旅美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丝路计划”，是要以不同文化的音乐交流来引起人们的感悟。有一些年轻人由此放弃了当工程师的想法，希望自己成为一名音乐家。

　　他还透露，在加州的一些大学里，有专门针对公司CEO的培训课程，会讲到技术的社会影响，在更多的应用性领域，人们被告知技术也要“关照社会，追求美”。于是，大学的使命就在于，“教育其社会成员为快速发展作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