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逢提及给工人涨薪的时候，理由不外乎“调节分配”、“拉动内需”或“共享发展成果”、“缩小贫富差距”之类。换言之，给普通劳动者加薪似乎完完全全成了一个道德命题；或者，是为了避免社会矛盾激化而“不得不为”的功利选择。

　　事实上，给一线工人加薪，这并不只是个道德命题。关注普通工人的工资收入，不应该只是为了对他们进行安抚，让其“不要仇富”，也不只是为了鼓励他们要“敢于消费”。关注普通工人的收入水平，实际上是关乎中国工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大事。

　　中国的一线工人之所以普遍技术不够精湛，与这一群体长期收入微薄所导致的职业尊严感下降或许有很大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热爱某个职业才能真正敬业，只有真正敬业的人才能提高劳动水平，通过同样的劳动形式和时间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而如果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挫败和厌倦感，势必就会大大影响到劳动水平。

　　日本经济友好协会曾有一项调查表明：虽然在引发干劲的因素中，工资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在打消干劲的因素中，工资却排在首位。因此，当前“中国制造”之所以因为工艺技术的原因难出世界名牌，一线工人的实际收入不仅长期得不到提高，当属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关注普通工人的收入，采取种种硬性措施给他们加薪，这不该只被视作一个道德命题，更应该从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高度去认识。

　　此外，与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相适应，逐步提高普通职工的工资，还应该是企业的责任。当前，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已是一种被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理念，它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为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对员工、消费者以及环境等的责任，而保障员工利益正是企业社会责任中最基本、最直接的内容。

　　通过终止与使用童工、给职工超低工资、让职工严重超时加班的企业的合作，一些企业已展示了其社会责任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企业自然应该向这样的国际惯例靠拢。

　　当然，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某些企业恰恰是在推卸责任，而中国当前的国情又是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职工与企业之间话语权不平等、信息严重不对称，这就让资方在工资决定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

　　所以，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更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作为公众的委托者，应对企业加强监管，对不落实最低工资标准、违反劳动法等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维护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不能放任企业逃避社会责任。

　　提高普通职工工资，同时也是工会等相关组织的责任。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中，工会如果能充分发挥作用，能代表职工与企业进行强有力的博弈，则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就会得到应有的保证。 （本报综合新华社、《工人日报》、《解放日报》等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