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法庭的法官看来，效果完成可以用数字来说明。

　　单单在箬横法庭，试行了“协助调解员”制度后的第二年，案件调解率就在温岭全部6个法庭里排名第一。去年，该法庭调解结案的案件占全部审结案件数的44.6%，案件的自动履行率则超过60%。

　　以前江振华碰上过一个案子，一个80岁的老太太起诉70岁的老太太，尽管判决了，执不执行都难办。“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各方同意签名后，经过法庭审查确认就有了法律效力。”他说现在借助社会化资源解决纠纷，自动履行率高，基本上反映了当事人对判决或调解的认可程度。

　　为了潮未至村的这3棵柿子树，陈冬明和赵夏生伤透了脑筋。

　　这两家人也不是第一次脸红脖子粗了，以前分地的时候就有点小矛盾。这一回，二牛又闹到了村委会，为的是大强家砍了他们的3棵柿子树。

　　村书记陈冬明希望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叫人把镇里的司法所所长赵夏生也找来一起调解。

　　二牛家说这3棵柿子树一年可以收100公斤果子，一棵树少说也得活10年吧，这1000公斤柿子按6块钱一公斤来算，你得赔我6000块钱。大强一听就来了火，树就种在我们家的田边上，挡了不少阳光不说，你们竟然还狮子大开口。

　　“那咱们就上法院！”同村的两家人决定对簿公堂。

　　3月15日，二牛跑到温岭法院新河法庭，告大强家砍了他的树，要求赔6000块钱。像这样的案子，这个农村法庭每年要接到上百起。

　　陈冬明也不愿看到村里两家人就此成了仇敌，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冤家宜解不宜结”。

　　按照潮未至村人的心理，村里的纠纷，一旦上了法院，强制判决执行，胜诉者往往是赢了官司却丢了乡情和友情，败诉者既要面对强制执行的后果，又要承受舆论的压力。

　　“法律讲的是程序，农村里有时还是要容忍一些‘马马虎虎’”。陈冬明解释：“按照农民的理解，大强砍自己田边的树也并非没有道理。农村不成文的规矩，田是我的，田边的作物也由我处置。”

　　“协助调解，从一定程度上讲，是让法官和调解员组成一个优势互补的调解团队。调解员在法官提供的方案和‘自由裁量度’下，劝导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林晨看来，调解员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载体”，帮助法官了解当事人争执的焦点。

　　尤其遇到赡养纠纷这样的案子，调解员可以在庭上指责被告“没良心”。“有的话法官不适合说，但是协助调解员可以讲。”法官们承认，化解民事纠纷需要借助一些感性的说辞，仰仗一些道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