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

　　放学了，我家院子门口聚着一群小男孩儿，齐声喊：黄毛丫头去赶集，买个萝卜当鸭梨。咬一口，死辣的，叫你黄毛丫头挑大的！

　　起哄声中，一个黄头发的小女孩“嗖”地撒丫子朝家里跑去。那就是我。

　　我小时候有两个外号，“金丝猴”和“罗马尼亚人”。因为我头发金黄，皮肤煞白，还长了一个大鼻子。我痛恨这两个外号，痛恨自己，为什么长得和别人不一样。

　　我妈告诉我：“等到18岁你的头发就变黑了。”因为她的一头金发就是18岁那年变黑的，小时候抚养她的大娘还给她吃过乌鸦肉。我妈是河南人。据说河南开封在宋朝时进来过一支犹太人，世代繁衍同化了，所以在河南有许多黄头发、白皮肤的后代。我想我有可能是其中一个。

　　少女时

　　我长成了一个胖姑娘，“穿上显瘦”是我对衣服唯一的审美标准。五楼住着一个漂亮纤细的女孩小红是我的好朋友，每天放学回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仰着脖子喊她下来玩儿。所有的男孩都看着她，围着她，仰慕她，而我也那么愿意和她在一起，这便注定了我将成为一个不会嫉妒的人。

　　在人艺学员班里排《西施》时，我最好的朋友罗历歌演女主角西施，王姬演宫女甲，有大段独白。剧本里，在她的大段独白后面有一个括号，括号里写着“宫女乙惊恐状”。我就是宫女乙，整个剧本里只有这6个字属于我。但我一点儿也不介意这些。

　　青春时

　　我从人艺学员班毕业后，参演了话剧《红白喜事》，获得文化部的一个大奖。获奖者中年轻女演员只有我一个，得了奖金，提了级别。跟我同在一个化妆室有个四十多岁的女演员，她那天当着我的面“问”我的同学：“哎，你们班这次提级的都是那种特会拍马屁、特虚伪的人吧？”我听了这话，眼泪流下来，我当时“恨”死了这个每天毕恭毕敬喊她“老师”的女人。我暗下决心明天一定要扎她的自行车胎。她这样心胸狭隘的人，一定会被气疯的。但是第二天我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第三天和后来几天也一样没想起来。

　　挺长时间以后，我又遇见她。她慈眉善目，拉着我的手问：“丹丹你好吗？你在忙什么？”

　　我发现我其实从来也不恨她。我不会恨人，所以总是很快乐。

　　中年时

　　有一天爸爸打电话叮嘱我说：“丹丹，女人啊，千万不能太厉害。”

　　痛定思痛，我想过去的确是我太能干了，太霸道了，表现得太“聪明”了，我爸说的“厉害”指的正是这些。爱一个人，要长久地像宠孩子一样宠着他，任由他去做喜欢的事，高兴的事，让他生活得轻松自在，让他一想起我就笑。

　　有时候先生和他的朋友出去吃饭，或在外面玩到很晚，我一定不打电话去追问。我会给他发个短信：“门给你留着，灯给你开着，千万不要考虑我，我睡了。”

　　很快，他的短信便回来：“大妮儿是我永远的、完整的最爱。”

　　人到中年，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

　　我和先生谈话时从不避讳我们从前失败的婚姻，在不断地追溯中我渐渐明白，那些曾令我忿忿不平，以为“不可原谅”的人与事，其实自有它存在的情理。我理解了英达，他在我心里仍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好人。如果说他的性格并不完美，是因为他在童年吃了太多苦，他的父母在“文革”中都进了监狱。他没有成年人的保护，也没有得到爱。我也理解了其他给我带来伤害的人。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接触的人不同，性格不同，运气不同，你无法要求每个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都善良和充满理性。

　　除了需要法律介入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原谅的。

　　现在时

　　这天早上，我刚一开机便收到一条短信：“我是邮局，给我回电话。”我立刻把电话拨过去，并报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问他：“您有什么事？”

　　“你家地址告诉我！”电话那一端一个男人没好气地说。

　　“您要地址有什么用吗？”我依然和颜悦色。

　　“有人给你寄快件，把你家地址给我！”他越来越凶，我也越发不明白。

　　“寄快件的人难道没有写地址吗？”

　　“你给不给？你给不给？我给你家送快件管你要地址你到底给不给！不给算了！”“啪”地一声电话断了。

　　我丝毫没有生气，只是心里对这人充满同情。大清早，对待一个好脾气的顾客，他的态度如此恶劣，他心里该有多么不快乐？该有多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讨厌他？他真的很可怜。我从心底里不怨他。

　　宽容了他人，解放的便是自己。

　　那天我发高烧，同时抗生素吃多了过敏，头疼，恶心，稍微一动就想吐。

　　我两个姐姐在超市里给我打电话：“丹丹你想吃点什么？”

　　“咸……菜……”我已经气若游丝，却听见她俩在电话里乐。

　　“哈哈，她就想吃口咸菜！咱上六必居给她买去！”

　　没挂电话，我听她们在那边吵吵：“买哪个？你说买哪个？哎我跟你说这个好吃，丹丹爱吃这个！”

　　“这不行！她现在胃不好不能吃辣的！”

　　“哎售货员，这榨菜丝儿多少钱一斤？啊？6块？”

　　……

　　我躺在床上紧闭双眼，她们的声音一会儿远一会儿近。我想她们可真有精神啊，真有兴致啊，真有体力啊。我琢磨着：什么是幸福呢？这就是幸福吧。

　　不记得是谁说过：“你不能既拥有青春又拥有青春的知识。”这句话只有当我进入中年的时候才明白它多么深刻。

　　19岁那年，我初恋了。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两年，许多已经不是学生的青年走回中学校门，和我们这些应届生一起复习高考。有一天下雨，我到教室门口才回身合上手里的雨伞。就在转身的那一瞬间，我看见靠窗子那排的倒数第二个座位上有一个陌生人。我没再抬头，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他就是袁钢，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一个身高1.84米、挺英俊的转业军人，我们学校教语文的孙老师的儿子。现在回想起来，我是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因为他长得比我们班任何一个同学都高大一圈儿。从那一眼开始，我的学习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前5名，一直到高考落榜。

　　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在第二天。教室门口一个陌生的女孩问我：“袁钢在吗？”

　　我说：“谁是袁钢？”

　　“你们班新来的，孙老师的儿子。你能帮我把他叫出来吗？”那女孩很有礼貌。

　　“行！”我转身回教室向他走去。

　　我知道我的脸红了。我那时候特别爱脸红。我的心“扑嗵嗵”地跳着。

　　那天下午，上帝给了我一个机遇，让我有借口向他发出信号。

　　课间我到楼下上厕所。楼道很黑，刚下一个台阶，我就看到他往上走来。就在他与我擦身而过的一刹那，我脚下一滑，朝楼下摔去。

　　“哎！”他大叫一声，一把抓住我的衣袖。

　　“刺啦”一声，我掉了3个扣子，但我站住了。我的右胳膊被他抓着，左手本能地迅速抓住衣襟。

　　“小心点！”他看着我，那一眼看得很长。我忘了我是否道了谢，反正我没上厕所，因为我必须得向同学借别针，我的衣服不能遮体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给他写了个字条，本能地使用了前人总结出的恋爱法则：我将离去法。

　　“我恨你。因为你‘救’了我。我必须转学了，因为我什么都学不进去！”

　　这张字条很奏效，一个小时后我接到了一封长达3页的信，流畅而清秀的连笔字。信上他告诉我应该好好读书，但在结尾却约我当天傍晚在北海公园见面。

　　我放学回家先换上了我认为最漂亮的衣服，但我却无法去掉天天挂在我脸蛋儿上的两疙瘩红。十八九的年龄，女孩子发育得结实丰满，两疙瘩红又热又硬。我恨我自己，我羡慕死瘦弱的皮肤苍白的同学了。

　　我们在北海散步聊天，谈的大概都是些无聊的事情，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但在准备回家的路上，北海公园后门的河边，他吻了我的脸。

　　毫不奇怪地我高考落榜了，他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我一直以为自己会和他结婚，因为在与他相处的那些年里，大街上走着的和我周围的男孩子都不值得我一看！

　　与初恋情人结婚在现代社会所占的比例极小。命里注定我们不能做夫妻。

　　1983年的一天，我和他父母坐在一起吃饭。我们已经相爱了5年，这5年中他大哥、姐姐和二哥相继到美国去了。我从未想过他会走，因为他从未对我说过。我们那天依旧吃着他爸爸做的一大锅土豆炖牛肉。记得他爸爸常常会在肉里面放几个鸡蛋。鸡蛋在肉锅里炖久了，味道特别好。我们可以一人分到一个，吃得热火朝天。在我把鸡蛋刚刚放进嘴里没咬的时候，他妈妈说：“小钢，明天用你刚办的护照去友谊商店买瓶色拉油吧。”

　　那时候北京最高级的商店就是友谊商店，只许外宾进，而中国人持护照才许进。街上的商店里还没有进口商品，中国还不生产色拉油。无法想像我那口鸡蛋是怎样咽下的。我只记得不听话的泪水扑簌簌流下来。我没说话，离开座位到别的房间去了。

　　那一天我才突然明白，他从来没把我们的命运看成是在一起的，他从未想和我一起走人生的道路。于是，我决定分手。我知道不能犹豫，我要他看到我多么坚强，因为我觉得我受了“骗”。那时候出国太难了，去美国就意味着泥牛入海。

　　我脑子里一直幻想着他将来回国时的情景。当然应该是老年，白发苍苍，无论什么季节都应该穿西装，衣锦还乡走在北京杂乱的胡同里，摘下金丝眼镜找门牌号码，问有没有个叫“宋丹丹”的老太太，原先住在这院。当然，我应该已经是满脸皱纹，梳着髻，牙齿一个都没了，坐在路边晒着太阳。我们应该对视很久，彼此寻找着熟悉的痕迹，空气里应该飘着电影《第二次握手》的主旋律……

　　我给他写了绝交信，告诉他我不能再见他了。他曾说过我心狠，他也为我哭过。

　　与我的想像完全不同。他1994年回来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名演员”。有一天在中央台做节目，我遇到了我俩共同的朋友孙淳，他告诉了我袁钢的电话号码。

　　我们约在中国大饭店的咖啡厅见面，老远见他晃晃悠悠走过来，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回初恋的感觉。我们像朋友一样聊天，谈论彼此的情况，时不时地哈哈大笑。我们心里明白，时间已经把一切都送走了。

　　无论你经历了多么美丽的情感，虽然你也许认为“这次太不同了！”“肯定永远不会分开了，因为我会活不下去。”……只有你到了中年，或许到了晚年，才明白时间是多么残酷的东西，它把曾让你心碎让你失眠、让你坚定不移地确信永不更改的生活变成一个个梦，似真似幻，遥远而模糊，而人永远生活在今天，今天才是现实。

　　结束了初恋以后，为了摆脱阴影，我很快和另外一个认识了很久的男孩走到一起，恋爱3个月后闪电结婚。那年我24岁。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我们就分手了。办完离婚手续我们一起看了场电影，吃了顿饭。在饭桌上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丹丹，我跟你结过婚，娶过你做我的老婆，已经很幸福了。但是有一件事你要答应我。”

　　“什么？”我看着他。

　　“将来如果你有名了，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永远别提我的名字。”

　　二十多年过去，我一直履行着承诺。直到今天，我不想再守口如瓶。因为我尊重他，尊重那段短暂的历史。并且我相信假如我们还能重逢，他也将不再执守年轻时的意愿。